「内容提要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描写广场的作文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有关保护环境的作文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换言之，农村治理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和市场的“合作”过程，是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我们知道，要在谈判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能够自我实施的，也就是说，谈判结果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从个人理性出发，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很难是“集体理性”的，即结果不会是相互合作，著名的“囚徒困境”表达了这个思想。在一个村庄当中，农户之间是否会相互合作？如果能，则农村治理容易达到所谓“善治”（俞可平，2001）的结果，否则，农村治理必将陷入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在农村治理中，宗族通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复兴局面，那么，宗族复兴是否有助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新型农村治理达到所谓的“善治”？以民间权威为主导力量的农村治理意味着农户要有相互合作的动力，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一种能自我实施的协议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中宗族治理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原因及背景；第三部分引入了一个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合作剩余的来源；第五部分做了一个推广，分析了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村治理中的宗族：我们知道什么
历史上，宗族曾在农村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宗族置于20世纪的历史时段，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伏着，没有正式的合法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宗族的作用凸现，但是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2001）。在新中国成立前，宗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一直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宗族治理依靠的是农户间的相互合作（尽管有国家行为的痕迹），这就要求从长期来看，“合作”比“不合作”的收益更大。尽管乡绅和宗族势力在关于写母亲节的作文1949年以后都遭到了严厉打击，乡绅阶层消失了，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但是，宗族势力却没有消失。在宗族销声匿迹的30年中，宗族赖以萌生的先天土壤，成员连结的血缘性和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60～70年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庄会的基础，宗族的关系网络成为农户寻求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杨善华等，2000）。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于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意味着农户之间自愿合作的意愿加强，那么，利用农户的这种合作意愿，以民间权威为主的农村治理就可能取得成功。不过，农村的宗族为什么会出现复兴？这种复兴是否真的是农户“合作意愿”加强的表现？
唐军（1996）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一文中对宗族的复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委员会的设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为宗族复兴提供了需求、空间、际遇和资源的结果。宗族的复兴说明，第一，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的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机构，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最主要的方式。第二，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联系又在不断地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有血缘联带的宗族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第三，农民委员会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其对农户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庄区生活的组织真空，宗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宗族在农户间较易取得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第四，农村社区的很多方面缺少社会的保护、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这也为宗族的活动提供了生存依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宗族联系的日益理性化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宗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宗族的联系实际上通过市场的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刘义强，2004）。但是，这种合作只是短期的，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宗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连结机制的日渐消解。宗族和宗族意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刘义强，2004）。
我们可以看到，宗族的复兴是由于农户能够通过“宗族”形式下的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从生产、谈判和自我保护中得利。也就是说，宗族的复兴表明了在很多领域，农户之间存在“合作”以获得更大剩余的动力。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成一个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同样，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农户为获取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本节中，笔者引入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户合作的动力和背景。农户间的自愿合作意味着：①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②每个参与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即对剩余的分配是合理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我们必须知道的几点是：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村民的保留效用为多少？又取决于什么？一般而言，村民的保留效用就是不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村治理结构以前，农户总的收益减去各种税费支出就是农户保留效用。显然，这个保留效用随着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治理状况越好，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状况越差的地方（比如公共品没有提供，公共资源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户间合作很少）越有形成新的治理结构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意愿更强。
2.合作何以发生？事实上，宗族出现和复兴的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农村数百年以来的聚居格局。而且，农户聚居的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杨善华等，2000）。封闭的聚居格局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重要的含义首先在于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其次在于村庄是封闭的，农户不可退出村庄。因此，熟人社会的真正要义在于把农户之间的博弈从单阶段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
农户之间难于形成长期合作，与“外部世界被打开”密切相关。从博弈的结构看，农户之间进行重复博弈，意味着农户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因为他更看重长期利益，农户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使得农户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只有当合作的收益肯定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即合作是农户的占优策略时，农户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因此，总结起来，合作发生条件有两个：要么合作能够产生足够大剩余①；要么合作是长期的。
3.合作剩余如何分配？一般情况下，合作剩余总是根据谈判能力来分配的。不过，在一个农村中，村民之间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农户的保留效用，显然，农户的保留效用是以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越偏好劳动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
四、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合作剩余的大小决定了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1.生活保障的提供。赵力涛在分析宗族的时候指出，宗族的维持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族仪式，它在确认宗族结构、明确宗族规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日常实践，农户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这么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杨善华（2000）进一步强调道，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固然体现在宗族仪式、宗族象征符号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东西，存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刘援朝（1997）指出，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使同姓农户在心理上获得了保护，从而延续数千年之久。宗族具有的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适应方式。这些论述表明，资源的提供和农户之间的互相救助是日常生活实践主要的表现。显然，族人共济这一方式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功能是合作剩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抵制外来压力。近年来，中国乡村两级基层政权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它们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户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突显（刘义强，2004），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变成了抓计划生育和收农业税（费）。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的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乡村政权不能运转，这会导致乡村政权加紧对农户税费的征收，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有研究指出（项继权，2002），财政困难可能导致乡村民主的出现，也就是说为了抵制乡村政权对农户的剥夺，农户会联合起来要求更多的自主权，因此，抵制外来压力也是农户互相合作，实行农户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page_break]
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的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的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的农村，乡村工业成为吸收本村农户最主要的载体，而且，与外来务工者相比，本村农户工资、福利更高，也更多地担任管理职务，在这些村庄，村庄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农户间合作的可能性加强。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的。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的“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的，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的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的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动。农户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的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的收益比不合作的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的，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合作的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的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的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a[，i]Lp[，i]＋b（24－L）
其中，L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表示劳动生产率。i＝1，2表示两个不同的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的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的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的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的话，他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的总效用低于它合作的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惩罚措施，但是，“彻底”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的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的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的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即p[，i]的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的，而且农户的贡献是能够被证明的），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如果农户间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户间也不会达成合作。因此，促使农户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边缘化不合作者？即边缘化那些具有更加偏好闲暇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更低的人？
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实践表明，公有产权往往是低效率的，因为人们无法边缘化那些不合作的“搭便车者”。这是由于公有产权伴随着的事往往是“平均分配”，而公有产权下的农户根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或者相同的劳动生产率，相反，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的结果是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不合作者往往很难被边缘化。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间相互知根知底，信息是完全的，只要合作产生的收益足够大，那些效用函数和生产率相近的农户就有相互合作的动力。因此，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合作，农户间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把那些不合作者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要保证没有合作不是强制性的，就必须保证农户所拥有的产权是明确和清晰的。换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那些愿意合作者将不能将那些不愿意合作者摈弃，从而达不成合作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环境中，明确和清晰的产权是一个关键。通过边缘化那些不合作者，愿意合作的农户能够达成稳定的合作。然后，那些不合作者在被边缘化之后能够获得更低的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同时，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低地的农户而言，加入合作组织的条件是同意对合作的剩余“按贡献分配”，而在公有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六、总结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尤其是要达成长期合作，条件之一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封闭式的村庄不是指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封闭，更不是指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保险。毫无疑问，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因此，农户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
不过，由于农户依然有着加强组织，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的需要，农户依然有互相合作的需要。为了对抗上级政权的过分的税费征收以及对村庄的侵扰或者与其他村庄争夺经济资源，农户们可能联合起来，这也可能加强农户间的合作。笔者的分析表明，村庄治理的难易程度与农村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农村治理越困难，因为农户互相合作越困难；经济发展模式越是村庄主导（即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村治理（尤其是农户自治）越容易。
另外，笔者的分析还表明，即便农村社会是封闭的，从而博弈是可重复的，合作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产权安排会影响农户间的合作，本文认为，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中，明确而清晰的产权是题中之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对那些共有的自然资源，比如山林，水库，池塘等，要么完全由村委会管理或者上级政府管理，要么就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明确其产权。
注释：
①足够大的剩余意味着，在该剩余下，囚徒困境的均衡结构不可能出现，当一方合作时，另一方不合作所得到的收益仍然小于双方合作所得。
②比方说，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农户1合作的效用是5，农户2也是5，在博弈的第一阶段，若农户1合作，农户2不合作的效用为6.那么，只要第二阶段农户1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低于4，农户2在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不过，若在该博弈中，农户2合作的效用为4，而在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时的效用为6，在第二阶段中，若农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作为对农户2在第一阶段中不合作的惩罚，那么，只有在该条件下惩罚才是有威慑力的：都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小于2.显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第二种情况下，农户1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有力，这也意味着该情况下合作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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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一、纳税人竞相寻租的博弈模型分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会认为征税人受租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征税人认为受租后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q。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2.治理征税人受租(设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健全约束机制，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强化信息化建设，制约执法权，提高执法透明度，制定合理的惩罚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杜绝税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租金”行为的发生。(2)提升征税人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要降低纳税人寻租成功的可能性，就必须从提高税务人员的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入手。一是提高受租(设租)者的未来收益预期，二是提高受租(设租)查处率，从而有效防止“囚徒困境”的产生。(3)引入竞争，采取激励机制。征税人之所以选择受租(设租)，其原因在于可获取违规收益，税制的设计应在加强对征税人监督的同时适当提高其工资福利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奖励制度，那么征收人就没有必要冒违规之风险，从而削弱税务人员接受寻租的动机。此外，由于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存在博弈，因此可考虑引入竞争，对征税人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等，加大其机会成本和违规风险，建立有利于征税人自律的激励机制。(4)完善税法，改进征管技术。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是漏洞，不仅使纳税人有机可乘，也为征税人违规提供了可解释的空间，并导致监督成本的加大。因此应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改进征管技术和手段，建立健全循环、链条式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征管效率。
作者：程瑜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文在对狗仔队的含义、特点进行阐述之后，首次运用博弈论，从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狗仔队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并指出限制狗仔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1，-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0100，-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5
赔偿-5，0-1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10
赔偿-5，0-10，-10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起诉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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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
②《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
③《长江日报》1997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