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盛行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一词，源于中世纪用各国由拉丁文演变的方言所写的“浪漫传奇”。十八世纪末，一大批侧重从主观出发，描写理想、抒发感情的作品不断涌现，歌德和席勒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探讨了文艺创作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首次提出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以后，这一概念在欧洲逐渐流行，并在同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融汇中被赋予鲜明的时代色彩，成为一种有纲领、有理论基础的文艺思潮的名称。浪漫主义同时也被用来称呼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区别的创作方法。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它的形成与同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密切相关。一七八九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深刻影响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革命以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与封建君主复辟势力、教会势力的较量十分激烈，被压迫民族在勃兴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揭开了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与此同时，法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思格斯语)，社会上酝酿着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一时期，围绕着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响，思想文化领域颇为流行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在发展辩证法上具有历史的功绩，但其基调是唯心主义。它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突出自我、强调天才和灵感。这些主张和观点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对美、崇高、悲剧等美学范畴的重视与研究，为作家的创作自由争得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宣传宗教神秘主义和自我中心论。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恩格斯语)，但它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幻想消灭阶级对立，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过一些预测。这两种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作家。因为，尽管他们不满现实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偏信个人的精神生活、鄙视卑微的物质活动，企图用自己的想象去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要求，是反对封建君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政治斗争在文学上的反应。浪漫主义文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否定了古典主义的贵族倾向和各种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又侧重学习中世纪富于梦幻和传奇色彩的文学，继承和发展感伤主义以及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注重感情自由的传统，呼应卢梭“回到自然”的主张，这就使它在接受传统方面也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潮流，在急剧的社会变革面前，作家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文学史上历来有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划分。但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理论基础的文学流派，它具有以下的一些共同特征：一、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浪漫主义作家都把非现实的生活理想化，用幻想来表现这种理想世界，借以对照和批判现实；二，鲜明的个人色彩。由于浪漫主义作家大多处于与社会相矛盾的地位，所以他们强调表现个人的思想和生活，肯定个人对社会的反抗，追求个性的绝对自由，流行自传式写法；三、强烈的抒情性。这是在与压抑感情的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浪漫主义作家把抒情看作文学创作中压倒一切，支配一切的因素，经常采用的文学样式是抒情诗或抒情性很强的叙事诗，主要成就也在诗歌，散文方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历史剧与历史小说的创作；四，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与浪漫主义作家特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是分不开的。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都从收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民间创作中固有的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通俗、形式自由等特点，使作家们受益不浅。他们从中吸取养料，使自己的作品富于地方性和民族性，有助于唤起民族意识，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由于浪漫主义作家的倡导，民间文学对革新当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重大作用；五、竭力赞美大自然。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城市工业化的厌恶，浪漫主义作家接过卢梭“回到自然”的口号，把大自然作为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在他们的笔下，人与自然在感情上共鸣，自然的美与崇高是对城市生活的丑恶和庸俗的抗争。这种对自然风景的出色渲染，常常给作品带来瑰丽的色彩；六、新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浪漫主义文学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强调从生活的瞬息万变、精神的动荡不安以及富于特征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这样，离奇的情节，大胆的幻想，非凡的人物，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神话、传奇的底蕴，浓厚的异域情调和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的交织、对照，在诗歌格律方面的舒展、自由、富于音乐性等，构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最普遍的特征。 浪漫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涌现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诺瓦里斯、霍夫曼和海涅；英国的“湖畔派”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雨果和乔治·桑；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作家和普希金；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着差异，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全欧范围来说，浪漫主义文学在德、英、法首先兴起并形成浩大声势，然后迅速扩展成波澜壮阔的全欧性文学思潮。持续时间达三、四十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日趋消亡，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迅速勃兴，动摇并取代了浪漫主义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而发展到后期的浪漫主义，或在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交叉和结合中获得新的生命，或由于各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派别的影响和参混而发生蜕变。后期浪漫主义的两种演变，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终结。但它所具有的追求理想、呼唤战斗的进步倾向和逃避现实、缅怀过去的消极因素，都给后世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赋》原文、译文、赏析
古代主要文体之一。班固《两都赋序》引“或曰”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对赋的重要解释。它指出了赋这种文体形式的由来，即源于古诗，由古诗衍化成赋。同时，它也指出了赋的性质，它与诗为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古籍进行分类，也将赋与诗分在一起，名之为“诗赋略”。这不仅是班固的认识，同时，它也包含了班氏所继承的刘歆的认识。《艺文志》在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以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创作，从荀子、屈原起，则以赋的形式抒情言志。屈原等人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这是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是后世所普遍承认的定说。对赋的第二种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解释出于《文心雕龙》。其《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是从音训中引出对赋的特征的解说。铺采是从文辞方面说，指出赋重藻饰的特点；这里的“体”和“写”也是铺叙之意。这是从内容方面说，言其铺叙物体、人情而与华茂的词采相结合，遂成为赋。对赋的第三种解释也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文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不歌诗，而是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称之为赋诗。当时本指诗的两种流传形式。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已经不需要同时也没有机会运用背诵几句诗的形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所掌，又变成歌诗，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之间。于是，这种“不歌而诵”的流传形式，又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遂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古人上述说法大抵是不错的，故经文人学士展转引述，几成定论。今人也往往沿用这些说法，以论述赋的性质、概念。殊不知古人的上述说法或对这些说法的引用，都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即古人特别重视文体之辨，同一大类分成若干体，人们经常讨论的是这些类中的体，而不再是类。例如《文章辨体》的作者吴讷称“文辞以体制为先”，然而，他所辨的也是文章中的体，而不是类；在《文体明辨》中，列出今人所说的诗共十四体。今人观念中的诗、散文、应用文等大的概念，古人往往在分类、在选取范文时作为前提处理，因而绝少讨论。唯其如此，古人对赋的概念的解说虽有不够周延之处，却并未引起大的争议。今人则不同。辞与赋古人并不视为二体，更不曾视作异类。楚辞中的代表作《离骚》及《九歌》等，在《汉书·艺文志》中但称为《屈原赋》。今人则将辞与赋划入不同的文学样式中，跨出其原有的大类。如《离骚》已被各种文学史公推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而赋则被收入散文史专著中；也有的学者称赋介乎诗与散文之间。在这些离析古代的一体为两种文学样式的著作中，学者们并不曾提出作此划分的理由和依据，这就未免造成文学理论上的混乱，也不符合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实际。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赋在几大文学样式中的归属问题，应该严格客观地分析赋的主要特征，运用当代文学理论进行科学概括。首先，赋必用韵，这是赋究竟应在几大文学样式划分中确定其归属的最重要依据。所有的赋都必须押韵，不押韵则不属于赋。现存的赋都是押韵的，这是对赋的性质的最好的证明。一些有关赋的理论著作也指出了这方面性质，并进而阐明了赋的用韵规律。《文心雕龙·章句》云：“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这里讲的是既不能换韵频繁，也不能一韵到底，而应以四句换韵较为恰当。另据《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载，隋、唐以赋取士，对赋中韵数的多少，韵的平仄次第，都有逐渐完善的要求。初期并无严格规定，可由作者自定。因此，有三韵、四韵、五韵、六韵等，所押韵的平仄也无限定。开元二年，王邱员外郎知贡举，开始限定进士考试，赋用八韵，并对八韵的平仄有所规定，如有二平六仄、三平五仄等。其次，赋为咏物言志的文体。今人论赋，多重视其描摹事物的特点，故举《上林赋》、《两都赋》等为例。赋能描写人与物，这是无庸置疑的，同时，赋也是抒情言志的文学形式，《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贤人失志”，《文心雕龙》所说的“体物写志”，都表明赋具有这方面功能。人们熟知的“劝百讽一”也未尝不包含这方面功能。应该看到，在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赋曾是人们用以表达自己审美感受的主要形式。《悲士不遇赋》、《幽通赋》等都以抒情著称，《阿房宫赋》、《馆娃宫赋》等通过咏史而抒发作者感慨。即使《上林赋》、《羽猎赋》之类被斥为润色鸿业的作品，也未尝不表现出作者的善恶、褒贬之见。第三，赋以意象、形象实现其功能。《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关于“赋之迹”、“赋家之心”的论述，都表明赋以描绘、塑造形象、提供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意象为途径，传达作者的审美感受而达于读者，并唤起广泛的共鸣。司马相如所说的“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正表明赋家在构思与表现之时，对意象与形象的追求。至于赋特别是优秀作品中所提供的形象与意象更是历历在目，不必备陈。第四，赋重文采，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论赋，都突出一个“丽”字，“丽以则”、“丽以淫”、“欲其丽”等，已久为人所熟知。综上所述，可以说，赋具有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性质。赋也是诗，而不是文。它是诗的一体。就像词、曲都是诗而分别冠以他名一样，赋因其句法、写法上的特点而在诗中独树一帜，但它并没超出诗的范围，它在句法结构上，比词、曲更整齐。在诗坛上，它曾经取得过独尊的地位，因此，它是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