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墨子》的主要思想内容墨子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当时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社会动荡、政治秩序混乱，百姓生命朝不保夕，民众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消弭战乱以让政治秩序恢复稳定，让百姓过上和平安乐的生活，是墨子本人及墨家学派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据说墨子曾经师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了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墨家学派。墨子认为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天下人有严格的人我区分、利益纷争，而进一步的原因则在于大家不兼爱。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又进一步引申出其“非攻”的主张。因而，兼爱、非攻便成为墨子乃至整个墨家学派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思想观点。整体而言，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即普遍的、相同的爱，和个别、不同的别爱相对而言。墨子兼爱说有针对儒家的意思。儒家仁爱是源于血缘亲情的等差之爱，墨子对此不满，认为社会动荡、混乱的原因就在于不兼爱。他提出兼爱，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同等地互相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并提出“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基于此，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辱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兼爱所致。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又引申出了他的非攻思想。（二）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兼爱天下百姓。因“人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天之爱民之厚”（《墨子·天志中》），君主若违背天的意志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反之，则会得到天的奖赏。墨子不仅相信实有鬼神，而且还认为它们能够依据人间君主与贵族的行为来对其赏善罚暴。墨子利用当时的宗教信仰来为自己的兼爱等主张进行论证，进一步推动了先秦宗教思想的人文化和理性化进程。（三）尚同、尚贤墨子的尚同思想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天子则上同于天志，这样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和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层统治者应及时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同时，墨子又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认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应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的进步主张。（四）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所坚持的非常具有自身特色的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现象，尤其反对儒家所看重的厚葬久丧习俗，认为这无益于社会。他们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圣王一样，过清廉俭朴的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墨子也要求墨者能够身体力行。（五）非乐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的方向行走，便吩咐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在墨子看来，音乐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他对音乐的批判性态度尤为明确。（六）非命墨子反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宿命论，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墨子·非命中》）。在此，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大胆地提出了非命的思想。他提倡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墨子》思想内容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的奠基之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求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应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之奔走呼吁，勇敢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所过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内容，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但它却彰显了底层民众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经》《取》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他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基于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从上古帝王之政、百姓耳目之实、国家行政实践等三个方面检验认识正误的“三表法”。此外，墨子还反对儒家所宣扬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在，进而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有“实”做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相信“天志”，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同时，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在。墨子在思想上和逻辑上产生的这种张力，给后世学者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另外，他们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所建立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底层民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唐)白居易《忆江南》原文、翻译及赏析
(唐)白居易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三首作于唐文宗开成三年()。那时，饱经宦海风波的白居易已经岁。他十分不满于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宦竖擅权，对政治感到非常厌倦，正以太子少傅的身份分司东都，住在洛阳。分司东都是朝廷安排闲散官员的一项措施，白居易出于全身远害、避免卷入党争漩涡的想法，很乐意挂这个虚衔。他说：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咏所乐》)又说：自到东都后，安闲更得宜。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偶作寄郎之》)。甚至想一退到底，干脆告老还乡了。在这种消极颓唐的思想情绪支配下，白居易便以觞咏弦歌、山水风月作为消遣，以追念旧踪，感慨今昔作为空虚心灵的填充。《忆江南》三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方度过，但也曾有几次江南生活的经历。最使他留恋难忘的是穆宗长庆二年()至四年的出任杭州刺史和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的出任苏州刺史。因此在这三首《忆江南》中，除第一首为总写外，第二、第三首则分别抒写了对昔日在杭州、苏州生活的忆想和向往。
先看第一首。江南好一句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出作者忆江南时首先冒出来的总体印象。江南好三字，其实也就是这三首小令的大旨。这个开头，显示了白居易词明快通俗的特点。紧接着的风景旧曾谙，是说自己对江南的美好风光在过去就十分熟悉了，言下颇有几分自豪感。开首两句可说是这首词的第一个层次，它反映出最使作者挂念和颂扬的是江南的好风景。以下两句是第二个层次，转为对江南风景的形象描绘：当春天来临，一轮旭日自远处的江面喷薄而出时，红彤彤的阳光照射在江边芳甸里的鲜花上，花红比火焰还要强烈；在艳红江花的对照下，满江春水就更显得澄碧湛蓝了。这两句是整篇的核心和灵魂，写得好，使全篇皆活。它的特点是：一，抓住了江南景色的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澄澈的江水和艳丽的江花，使词境蒙上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样。不过，张写的是月夜，白写的则是白昼。二，色彩的描绘非常精警，火、蓝两字用得极妙。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火欲燃。白居易变化运用，别出心裁，将江花和江水构成强烈的色彩反差，火是耀眼的暖色，蓝是恬淡的冷色，两相映衬，就使得江花逾红，江水逾蓝，大大增添了色彩美和形象感。三，展现的境界非常阔远。日出江花红胜火，既写出了近处所能见到的朵朵红花，又把远在水天之际的初日也摄入了画面。这种散点透视式的笔法使得画面大大扩展了。白居易对南方的江水似乎特别欣赏，他在《暮江吟》诗中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精细地表现了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在《琵琶行》里，又反复描写了江水、江月：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月明江水寒，渲染出一种有利于表现主题思想的悲凉氛围。联系起来看，白居易在这里首先赞叹江南的江花、江水就并非出于偶然。正由于日出、春来两句写得非常出色，接着出现的直接抒情句能不忆江南就显得十分自然，甚至不如此写就不能畅快地表达出作者对江南无比喜爱的心情。
江南的江水固然好，但忆江南若就此打住，则未免令人(尤其是未曾到过江南的人)感到不满足，故而作者又写了下两首，进一步铺展开江南水乡这幅锦绣画卷。
第二首忆杭州。首句江南忆，系上承前一首末句的忆江南三字，但词序又稍作更动。这种顶针式的写作技法加强了篇与篇之间的关联，使得语气连贯，音律畅婉，体现了音乐美。为什么作者要说最忆是杭州呢？这与他在杭州的心情与经历有关。杭州本是白居易幼时就立志要去做官的地方。长庆二年，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看到皇帝荒于酒色，不理国政，大官僚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觉得住在京城于国无补，便力求外放。此年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这对他来说可谓宿愿已偿，心中很觉快慰。他在《郡亭》诗中写道：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认为做隐士太寂寞，任京官太烦闹，只有这个杭州刺史处于两者之间，最好。在杭州，他凌晨亲政事，向晚恣游遨烦襟与滞念，一望皆遁逃(《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既勤勉于政事，又纵情于山水，感到惬意极了。他在杭州任满后，朝廷令他回京供职，对此他深表遗憾，感慨地说：皇恩只许任三年(《西湖留别》)，流露出万分恋惜的心情。所以白居易的最忆是杭州，固然是由于杭州的山水风光诱人，也与他的政治愿望有关。以下两句，作者便选取两个最有代表性、最令人回味的游览活动来寄托他对杭州的思念。山寺月中寻桂子，是说自己在秋天的月光之夜，常到杭州城西灵隐山上的天竺寺去寻拾相传从月宫中落下来的桂树的果实。关于桂子，《南部新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说灵隐寺里的桂树是月亮里的桂树掉下的种子(即果实)长成，当然只是灵隐寺的僧人为神化其寺而编造出来的诞语，但白居易却似乎很相信这话，他在《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宿因月桂落，醉为石榴开。真的去寻拾过桂子。在中秋之夜去拾月中桂子，称得上是一件富有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的雅事，怪不得白居易要首先想到它了。杭州位于钱塘江畔，是观潮的好去处。潮水每天早、晚都有，但以阴历八月十八日为最大。北宋潘阆《酒泉子》词上阕曰：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写出了杭州观潮的盛况和潮水汹涌澎湃的气势。正因为钱塘潮大，所以作者能悠闲地躺在郡守官署内的虚白亭上，观赏潮水上涨时卷云堆雪的壮伟景象。钱塘观潮的乐趣在其他地方是享受不到的，所以作者要特意记上一笔。末句何日更重游，是作者从心底溢发出的感慨和企求。这一句在词意上又翻进一层，即由一般的回忆发展到希望重游，更深刻地表现了对江南的忆想和喜爱已达到铭心刻骨的程度。这个结尾堪称豹尾。
第三首忆苏州。吴宫，本指春秋时吴王夫差在苏州西南郊灵岩山上所建造的供他和西施玩乐的馆娃官，这里借指苏州。词人用吴宫而不用苏州这个词语，既便于与后面的句子协韵，又易勾引起人们对历史往事和名胜古迹的遐想，显然是经过推敲的。其次忆吴宫，说明在白居易心目中，对苏州的印象和感情要比对杭州的逊色些。这倒未必是由于苏州的风景不如杭州，而是与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时的心境有关。白居易在杭州任满后，回洛阳住了一个时期，到第二年的三月，又接到他去苏州上任的诏书。职位是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比在杭州的责任更重。他对这个差使远不如对杭州刺史有兴趣，甚至有些怕政务烦重而不堪胜任，兼之眼疾严重，腰、足又摔伤过，因此他从离洛阳到苏州的那天起就决定只干一年。后来也果真只干了一年。明白了这些，他把忆吴宫放在其次的位置上，也就不足怪了。尽管如此，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还是恪尽职守，处理好公务，闲暇时也不忘吟诗饮酒，观舞赏乐。其《宿湖中》诗曰：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可见他是很会享受的。在这首词里，白居易就把对苏州的真挚感情倾注在对吴酒和吴舞的描述之中。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这两句意为：手执一杯吴地美酒春竹叶，观赏那娇媚红艳若半醉荷花的吴地美人双双起舞，是多么的赏心悦目啊。娃是古代吴梦之地对美女的称呼。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把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教给苏州名妓李娟和张态。他在其名作《霓裳羽衣舞歌》中，详尽描绘出了李娟和张态双人合舞霓裳羽衣舞的优美姿态，其中的诗句如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可以使后人想见这个舞蹈的飘逸、轻盈。这首词中的吴娃双舞醉芙蓉，说不定就是白居易在回忆李娟和张态翩翩起舞的情景呢。歇拍早晚复相逢，与上一首的何日更重游意思相近，强烈表达出他渴望重饮竹叶，复睹吴舞的心愿。早晚，是当时的口语，意思与何时相同。遗憾的是，由于白居易年老多疾，加上古代交通不便，重游苏、杭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
这三首词的词调名称与词的内容是一致的。第一首总写江南春色，兼及杭、苏两地，在写法上突出了江南多水的地域特色，渲染出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绚丽色泽，给人以视觉上的强刺激。第二首忆杭州，选写了杭州的两个秋日胜景。山寺月中寻桂子，境界幽静，氛围神秘；郡亭枕上看潮头，境界阔远，气氛热烈，都令人神往。第三首忆苏州，则掉转笔锋，撇下姑苏数胜迹美景不提，着重述说苏州的佳酿和舞蹈给自己留下的美好印象，与前二首绝不犯复。可以看出，这三首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作者在构思援翰时是有统一考虑的。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才能更透彻地了解白居易对江南的喜爱，更深入地把握作者的艺术匠心。在语言表达上，这三首小令通俗、明快的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有些句子如江南好、能不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等完全是口语化的。长短错综的句式，顶真、复沓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的音韵舒徐悠扬，饶具民歌风味。总之，这三首小词通过短小的篇幅，通俗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典型的江南景色，抒发了作者由衷的赞美之情和眷恋之意，使得无论是熟悉或不熟悉江南的读者，在吟诵之际都不免心旌摇动，神游于江南的优美境界。这就是该组词最成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