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特征范文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关键词:税收收入依法治税税收管理税收原则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
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
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
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
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
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
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
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
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
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
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
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
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
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
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
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
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
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
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
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
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
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
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
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
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
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后,
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
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
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
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
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
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
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
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来编制税收收人,
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的比重)两种方法。
()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
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
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
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
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
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
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
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
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
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
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
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
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建立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
把组织收人任务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有的放矢。经济的发展才是税收增长的坚实基础。要制定科学的税收计划必须掌握经济税源情况,税源监控管理已成为新的征管模式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是稽查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税源管理,将收人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科学地确立税源监控对象。
纳税人成千上万,税务部门不可能对每个纳税人都进行税源监控,只能采用分类、重点式管理,即建立起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
将本辖区内税源大、行业特殊或税源增量较大的纳税人列为税源监控的重点对象。二是加速税源管理的电子化进程。各级税务部门要加快税收的信息化建设,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建立以税务为中心,企业、银行、工商、海关、财政等相关部门联网的信息数据处理中心,为实现经济信息数据的共享创造外部条件;同时开发切实可用的税源分析管理软件,
通过软件迅速、准确地进行各项税收经济指标和企业财务指标的分析考核工作,
提高税源监控水平和效率。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国外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着眼于对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解释。
等分别从产业结构、需求和技术升级视角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进行了解释[-]。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经验研究始于世纪年代中叶,卢建最早考察了包括混合经济时期(—年)、单一计划经济时期(—年)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表现[]。后续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重点关注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划分与形成机制。刘树成等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纵向对比,
发现中国经济波动的总体态势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平缓”型转变,
并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深刻变化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波动已告别了从“大起大落”的短周期向“微波化”中长周期转变,这预示着在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断增强的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击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可小视[]。
第二类研究则侧重于比较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非线性模型在经济周期波动拐点识别中的合理性。董进根据年全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统计数据,比较了国际上公认比较成熟的工具变量法和生产函数法在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中的表现[]。曾五一等使用族模型考察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性和非对称性特征[]。余宇新等根据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对—年产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展开分析,
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存在扩张与收缩的非线性转换特点[]。郑挺国等利用混频数据转移动态因子模型有效识别了中国—年间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
上述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对本文研究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但仍有待深化:第一类研究从经典经济周期理论出发,以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为标准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与转折点识别,主要关注波幅、峰位、谷位和位势等经典经济周期特征,但是这一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改革开放后表现出增长型周期波动特点的中国经济。第二类研究更为关注理论模型的统计检验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持续性、逆转性等现代经济周期特征,
缺少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经济学解释。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增长型周期波动”概念内涵下重构经济周期波动测算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和运行态势进行科学界定与合理划分,
通过细致考察不同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数量特征,
提炼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更加契合增长型周期波动特征,本文构建了适用于增长型周期波动的拐点识别和阶段性检验指标体系。(一)对经济周期波动测算方法的说明在展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之前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对何种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展开研究;
二是如何识别与测度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中的趋势与波动项。
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宏观经济周期测定指标。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在衡量一国总体经济波动时通常观测总产出对于自身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即通过考察实际对潜在的偏离,
以“产出缺口”的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以及判断经济波动的拐点,但是经济周期并不仅仅表现为总产出的周期性波动,
而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协同变化,
因此参考曾五一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的产出、居民消费、投资、贸易、就业、工资、价格及反映政策变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个核心经济指标。针对第二个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去势或滤波法,也有学者认同经济结构分析法。
前者能够很好地拟合经济数据,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
后者更富理论解释力,但对经济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
考虑到中国关于劳动和资本数据质量不高,采用生产函数法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本文采用去势或滤波法。在提取出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项后,便可以进行周期波动的阶段划分和拐点识别。鉴于产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
早期研究均以产出波动代表经济波动,并以产出同比增长率的变化展开阶段分析与拐点识别。本文遵循这一做法,但有两点差异:其一,为避免在增长率不服从指数分布时增长率核算法引发的统计偏误,
本文根据“产出缺口”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
其二,本文以产出波动为基准周期展开分析,但是同时引入多方面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序列与产出波动序列的协动性。(二)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文中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介绍如下:实际通过历年国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居民消费根据年为基年的进行平减。—年间名义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的研究方法计算得出,
总投资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出。就业采用年末就业人员数的水平值,针对就业数据在年前后统计资料发生变化,
依据王小鲁等的研究对劳动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标采用政府购买和,前者用平减,后者用平减指数平减。为了消除异方差,
所有经济时间序列均取自然对数。在选择合适的去势或滤波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分离去势与周期波动项前,需要预先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分析。
根据表可知,通过对原序列以及其一阶差分序列检验统计量的值可知,
本文所选取的经济时间序列为()单整序列。
三、经济周期波动运行轨迹与特征分析
首先采用滤波法对产出波动序列展开分析,然后考察了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序列的波动性以及与产出波动序列间的协动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探寻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一)基准周期的经验分析根据滤波法对—年间中国实际进行去势处理,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出缺口序列,
在此基础上依据“谷—谷”法进行产出波动的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①。结果显示,—年间,
中国共经历了轮经济波动,
对应的时间区间依次为—年、—年、—年、—年、—年,详见表。这一划分标准与董进的研究基本一致,
可以相互印证[]。
图是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幅度和波动标准差的比较静态分析;另外,为了反映产出的波动性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性,本文根据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测算了产出波动序列的条件波动性,
详见图。
由表和图、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概述如下:第一,
该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周期波动,经济高位运行,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①。
第二,峰位下降、谷位抬升、峰谷落差减小。鉴于第三轮经济波动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暂不展开讨论。
以第三轮经济波动为界,无论是波动高度还是波动深度,
第二轮经济波动都比第一轮高,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与第四轮持平,
但波动深度明显低于后者,与之对应的是峰谷落差的缩小,这一现象在后两轮经济波动中更加明显。
第三,以上五轮经济波动中的产出标准差均呈现出明显的倒型分布。
在不考虑第三轮经济波动的前提下,其余四轮经济波动的波动标准差按照时间次序排列依次为.%、.%、.%和.%。
从条件标准差来看,
产出波动性进入年之后逐渐减弱,但年之后渐有加剧的趋势。第四,
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时间,特别是扩张期明显延长。
前三轮周期的长度在年左右,
第四轮与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年与年,时间跨度处于基钦周期(小周期)和朱格拉周期(中周期)之间,近乎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第五,无论从波形来看,
还是对比扩张期与收缩期长短,前三轮经济周期波动都呈现“陡升陡降”特征;
后两轮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明显拉长,呈现出“缓升缓降”特征,这说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但有待于进一步巩固。以上分析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与稳定性显著增强,呈现出增长型波动特征。
(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与相对波动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按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这五轮经济波动又可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即—年和—年。前一时段为改革探索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
后一时段为改革深化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
基于变量平稳性分析的结论,我们首先根据滤波法提取了代表性经济指标周期波动项,
进而计算出个宏观经济变量不同时期的波动标准差(见表)。
由表可知,无论处于任何时期,
除就业外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显示,
不同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差异。以—年间为例,居民消费、工资与价格水平与产出的波动性大致相当,
略高于产出;
投资波动率约为产出波动率的倍,贸易指标波动性普遍高于产出,反映财政与货币政策变动的经济指标的波动程度约为产出变动的倍;纵向分析显示,
除出口、进出口和商品零售价格总额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余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明显下降。另外,
与居民消费、总量投资、就业、价格和工资水平不同,反映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量变动的经济指标的相对波动性增强。(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协动性及其在不同周期波动阶段的协动性事实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表现为产出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
而是表现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协同变化,考察主要经济变量与产出波动间的动态相关性同样重要。本文中代表性经济指标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协动性分析结果见表。在最大相关系数的选择上,本文选取时间区间为超前或滞后年。
选择这一区间的原因在于既可以保证涵盖经济指标周期波动的主要周期长度,也可以防止将领先于基准周期的指标误认为是滞后指标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
由表可知:第一,从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来看,
—年间,居民消费、总量投资、进出口贸易均是顺周期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二者顺周期性有所减弱。改革探索阶段,
进口和进出口呈现出类似的协动性特征,出口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改革深化阶段,进口与进出口贸易的顺周期性有所减弱,
出口贸易的顺周期增强。
第二,全样本时期的价格与工资变量均为顺周期变量,价格的顺周期性强于工资;
只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价格从具有弱逆周期性转变为顺周期变量,而工资水平从具有强顺周期性转变为逆周期变量。第三,—年间政府支出的顺周期不强,政府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同期相关系数为.,
政府购买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在改革探索阶段,
政府支出延续了样本全期的弱顺周期性特点,改革深化阶段政府购买呈现出弱逆周期性特点。与政府购买类似,广义货币在改革探索阶段为顺周期变量,
在改革深化阶段转为逆周期变量。
四、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
上述分析是通过统计方法对经济运行的直观判断,本节尝试通过改革探索时期与改革深化时期经济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
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改革探索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改革探索时期,
国家酝酿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一是在放权让利改革和预算软约束刺激下,国有企业及民营、外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的发展诉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强烈的投资意愿衍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价格机制的改革,传统体制下企业生产物资按照计划调配以及价格被人为压低现象已不复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显性化;三是在广袤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及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是金融体制改革使得货币扩张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加剧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扩张。如果投资和消费增速在合理范围内,能够有力拉动经济增长。但是,
投资过快带来的产能过剩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资源瓶颈,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主要采用行政调控来调节经济。政府急刹车式的“降温”方式,
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势头,却以破坏国民经济正常秩序为代价,
往往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紧缩政策一放松,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快恢复,
甚至超过紧缩之前的经济增速,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表现为“扩张—紧缩—再扩张,通胀—紧缩—再通胀”的循环。
(二)改革深化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化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助推剂,但是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弱化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使得国民经济总体的投资增速放缓;
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居民消费的可行集,推动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是,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完善,造成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为消化过剩产能,
以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也给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年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由于行政手段在国民经济调节的作用逐渐弱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调控杠杆的作用不断增强,
但是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策的时滞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的有效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
五、结论和启示
—年间,中国共经历了轮经济波动。根据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和经济波动特征,
可以将其归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在改革探索时期,产出波动表现出“峰位高、谷位深、振幅大和扩张期短”的特点,
主要经济变量不仅表现出顺周期性,而且波动性均强于产出。进入改革深化时期,产出波动的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收窄、扩张期延长,
且除贸易指标外的主要经济变量波动性明显减弱。同时,政府购买和从顺周期变量转变为逆周期变量,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特点。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是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真实写照。在改革探索时期,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投资与消费需求超常规增长,导致了需求急剧扩张,经济迅速从高增长演变为热涨运行。
到了改革深化时期,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尚不健全,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培育起一种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
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
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
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机辅助设计、制造,
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
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
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
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
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
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
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三)销售市场化范围越来越宽广
煤炭市场从单一计划经济走出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
跨行业、跨地区扩大销售范围,一户一策的销售策略,依据成本制订的多样价格等诸多市场要素,
要求我们利用成本的优势合理准确地反映出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四)经营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
由于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中的流动和组合,
资源的配置不再受体制、地区的限制。企业的重组实现了生产经营的区域化,企业的资本、人力、技术的流动化,
使生产经营活动突破了空间的一定限制,可以使同样的资金投入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也使成本要素得到最佳配置。
(五)管理信息化交流越来越便捷
技术和数字计算技术大规模的,技术信息和管理信息相互结合,
形成了有效的信息群。信息的生成、使用、交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很快将信息尽在掌握中,
对生产经营管理进行适时决策。
二、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新的经济条件下煤炭企业经营运作特征,必将影响煤炭成本预测、控制、核算、分析、考核的管理。这主要表现在:
(一)成本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新经济环境下,
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所谓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它与传统成本管理的最大区别是:分析企业外部环境发生过程的成本。传统成本管理观念认为成本管理就是对产品生产成本的管理,
主要是事后核算,作一些简单的成本分析,因而导致成本管理模式单一,管理目标狭窄、管理手段落后。经济因素的变化影响煤炭企业经济运作的特征,
迫使企业改变传统成本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运用高新技术,
通过全员成本管理和全过程成本管理,实现战略成本管理,企业全体成员参与成本管理,人人树立降低成本、节约开支的意识,
改变过去只限于成本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的成本专业管理。
成本管理涉及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煤炭市场预测、调研到煤炭产品定位设计与开采洗选,
及生产工艺控制,材料物资采购,
产品销储运、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各个阶段都要进行成本管理;改变过去只侧重生产成本管理的状况,企业应对产品设计成本、物资采购成本、产品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使用成本和综合管理成本等进行管理,使成本降到最低。
(二)煤炭成本预测的公正和合理
按照成本要素,在较长时期和较稳定的产品条件下,由财务部门在计划、生产、劳资、设备等部门的配合下,
分别确定各所属生产单位完成产量所需的物耗、人员数量、生产岗位等技术参数,由此产生成本的分项计划,再同下属单位进行沟通,
最终汇总确立“计划成本”,作为各下属单位的经营考核指标。在执行过程根据生产条件变化以计划成本为基础进行客观性因素调整。
计划成本保持相对稳定,
不再以上年的成本水平为依据进行调整,
避免鞭打快牛,并由财务部门进行动态运行,改变了一贯将计划成本作为静态指标的做法,实现了动态管理,
使成本更切合实际工作。因此,
以“计划成本”
为基础,可保持成本预测的稳定性,因素动态调整又兼顾了实际工作的变化性,成本管理才会具有可操作性。
(三)煤炭成本控制的重点前移
从注重煤炭生产过程的成本控制转化为事前成本控制。
煤炭产品计划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成本水平的高低。
在新环境下,煤炭产品个性化和市场化要求在煤炭产品市场定位设计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事前成本控制应是现时成本控制的重点。
为使煤炭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
成本管理不能局限于煤炭的生产过程,而应延伸到市场需求、相关技术的趋势、产品的定位、客户的使用等。
某一煤炭产品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常规业务信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外部智能化信息的综合管理。运用互联网技术,
结合实际煤炭成本对产品业务全过程先进行模拟运行,并在测定阶段确定目标成本,
再采用倒挤式进行成本定位。即:从事物最初起点开始实施充分透明的分析,利用机技术可实现将原材料、部件、人工等装配成产品的同时,将成本也一并技术组合进去。
在模拟运行中,除应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对产品信息的来源成本、技术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销售成本、质量成本、处置成本等进行严格、的管理,更应重视煤炭产品预测阶段价值和投入产出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因素进入产品价值,与之相适应,成本预测和控制的内涵亦应扩展到非物质成本,
如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环境成本等。管理的重心由内部转向外部,分析各种决策成本亦是成本管理的一项重要。
(四)成本考核更赋予人性化
传统的成本管理主要以重奖重罚为主,只强调管理的目的,
而不注重达到目的的过程,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创造性。因此,
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成本考核体系仍很重要。成本考核必须明确成本责任,并给予比例奖罚,
但奖罚必须联系人的因素。
我们必须树立全员成本意识;调动职工管理成本积极性;提高职工成本管理的能力;满足职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煤炭企业执行“成本否决,
工资负亏”就是将成本同职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企业效益同职工利益的关系,推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管理。
(五)成本管理手段更加先进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随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深化,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基本概况,缺乏城市独特的人文性美学特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越来越受限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而美学特征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一环,
已经成为提高城市建设品味,增强城市环境质量,
深化城市文化底蕴的必要因素,综合运用美学特征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使城市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体现本城市的文化内涵,彰显宜居性、人文性的城市底蕴。
因此,
本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进行剖析,从美学特征入手探讨城市人文性的传承延续,
使历史文化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依据美学特征对城市功能分区进行前瞻性规划设计,
力求在城市规划的初期阶段破除“千城一面”发展现象,使各城市能够依托自身文化价值发展为独一无二的特色城市。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城一面”现象
在全国的城市发展现象中,
都经历了破除传统建筑形制并发展现代化工业建筑类型的“千城一面”进化过程,
资料表明,在年前,
能够代表或体现中国农耕文化的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有个,而如今只剩下不到个,而这个数量也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逐渐减少,这一进程的发展不仅是由新阶段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影响,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业化程度加深,行政导向作用的统一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带来的文化缺失,使城市失去个性文化特征,
趋同发展。
(一)经济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加速发展。
作为“千城一面”现象最直接的推手,无疑是经济因素。
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迅速膨胀,
城市新增建筑数量的多寡是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能力最直接的体现。而新增建筑却未完全依托城市规划的结构形态和的空间布局原则,形成了与城市本身文化特质所不符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而整体性的城市规划无法完全发挥自身功能而畸形发展,直至被搁置废弃。
(二)行政导向作用促使城市发展统一化。
在城市发展的规划过程中,行政导向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发展,大多呈现功能分区式分别发展的状况,
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缺失地域文化特色、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与自然环境等状况不相协调等问题。同时,作为行政导向发展下的城市规模,也多以其他大中城市为模板,
缺失本地区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三)历史文化断层现象导致城市缺乏个性特征。
城市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现如今的城市概况却缺失了文化传承因素,脱离了地区发展的根源,
割裂传统与现代性的关联,盲目拓展城市规模,缺失地域文化特色,使城市缺失发展个性。
从历史文化的美学特征来看,各城市均有属于自身的魅力所在,深入挖掘城市传统文化,
不仅是对历史文明的继承和保护,也是提高城市文化品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城市美学特征的人文性体现
(一)城市文化传承性和延续性。
城市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文化风貌和当前的文化追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
对传统形制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修缮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一定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多是将西方城市发展规模和进程强行移植,形成相似度极高的城市发展现状,而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却在城市发展中荡然无存。
为了打破各城市高度相似性的状况,应深入调研并发掘本地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状况,
将城市作为文化传播载体,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将地区文化进行推广发扬。
(二)城市建筑美学的构成价值。
在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
依托原有自然地理格局,对城市中各因素进行美学布局,
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文化内涵,融合民俗美学及现当代设计,传承并发展城市传统的静态美感与时代性动态美感,凸显人文性情怀。
(三)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标志性建筑。
保留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并依托该地理标志对周边建筑形制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区域功能,使其促进城市的长期发展,
形成完善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在美学角度看,历史建筑能够保留至今,
也与现代建筑在形制上形成视觉化对比,彰示历史文化内涵。
三、城市美学的前瞻性规划设计
为了有效避免“千城一面”城市规划建筑现象,
在对城市的整体设计规划中,应考虑区域文化内涵,依托历史文化底蕴对城市做以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形成既保留传统元素的现代性建筑形制,也发挥现代性设计因子潜能的新型城市美学规划。
首先,深入调研历史民俗文化,
对民俗等传统文化场所进行保护性修缮,形成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发出结合自然景观等内容的传统民俗场所,体现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形象,
增强城市区域化的美学研究价值和艺术氛围;其次,针对城市核心区域内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筑形制,遵照美学特征对该建筑类型进行整体设计,规划出符合本地区特色的新颖城市风貌,
丰富城市内涵。
四、结语
总之,在城市规划的发展战略问题中,结合地域文化美学特征,做出符合区域实际需求、适度彰显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美学规划。
有效杜绝“千城一面”城市发展窘况,使城市处在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之中。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对城市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结合美学特征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的新发展,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由方向。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一)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无法支撑高速增长的税收。
这几年来,我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适当的,有限的,
因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一直比较平缓,没有发生大的突发性变化。
——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从.亿元,上升到.亿元,
年均增长.%,而同期的年均增长.%。按照一般经济发展水平,
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
每当增长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约.——.个百分点。如果税收弹性过大,则反映着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较大。若经济效率比较低,
效益比较差,税收弹性则低于。反之,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就要大于。纵观我国近五年的税收收入弹性系数,
每年都达到了富有弹性的水平,特别是从年以来,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每年都超过了.,
即每增长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增长.个百分点以上。这与我国近几年经济一直在通缩状态中运行的现实不相称。受经济通缩的制约,
我国的经济运行质量没有明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改善不快,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使由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相应的税收收入增长,但增长的幅度不可能如此悬殊。
因此,如果仅从近几年经济发展提供的税源增量来看,一般来说无法支持税收收入这种增幅。
(二)加强税收征管对提高税收收入增幅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对税源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分析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构成时,有人就把除经济、法律因素之外增长的税收,
都归结为加强征管的结果,从而得出了税收增收部分的%——%都是由加强征管形成的结论。也就是说,
如果年增收亿元的话,其中约亿——亿元是加强征管形成的。但不管征管因素在税收收入的增长中起多大的作用,它始终只是实现既有的税收,而无法创造新的税收。
(三)税收政策、法规调整因素对增加税源的影响很小。
近几年我国的税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
只是作了局部的修改、完善。具有直接的增加税源意义的税收政策就是从年开始恢复对个人储蓄利息税的征收,每年增收约亿——亿元,除此以外,大部分是减税政策。
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企业的行业、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就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屠宰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等。
因此,
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因素,除个别年度对税收收入影响可能比较大外,从整体上看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至于因财政体制调整带来的政策性增收,是我国税收不规范的典型形式。
如所得税共享体制的建立,
带来的所得税大幅增长等。但不管怎样,它只是起到了加快实现税收收入的作用,而提高税收收入的前提,
必须是有可实现的税源。
(四)我国现行税制和现实经济条件下的可实现税源,是支持税收高幅增长的根本原因。
既然经济增幅不能作为支持税收增幅的充分理由,征管因素如果没有可实现税源作后盾就变得毫无意义,而由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带来的对税收收入增幅的影响也微乎几微,
那么从根本上说,支撑着我国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就应当是我国应实现而未实现的税收收入规模,即超常增长部分。
我国税务系统目前对税源的统计基本仅限于纳税人的申报情况,而对于申报以外的税源一般无从掌握。因此,我们很难估计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偷逃及漏征税款的情况。
但是,
从我国税收收入占的比重来看,应当说还有相当大的税收空间。
我国年税收收入占的比重只为.%,如果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的%计算,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应达到亿元,
但到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才亿元。这里尽管有我国比较重的非税负担对税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说是间接的,
宏观税负是由税制决定的,非税负担只能增加纳税人总体负担而不能决定宏观税负的增加或减少。
因此,
从应有的税收规模到现已实现的税收规模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税收收入应收缺口。
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就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或超常增长提供了可能。
因这种增长不涉及对税制的破坏,也不涉及对纳税人税负的加重,对纳税人而言,只是在现行税制下,
缴纳了一部分本应缴纳而没有缴纳的税款而已,减少了一部分不当得利而已。由此可见,我国税收收入超常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于税收应收未收的缺口,是我国税收应收规模实现的一部分。
二、现行的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主导着税收缺口的填补进程,
使我国的税收收入得以持续稳定地超常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税制、征管监督体系和其他经济管理制度的制约,
对税收收入一直实行计划管理,即每年都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规模,按照一定的增长比例确定当年的税收收入任务。
各级税务机关则按照上级税务机关及当地政府确定的计划任务组织税收,而且把完成税收收入任务作为履行税收职能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现实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税收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则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税收计划管理制度是目前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进行领导、管理、考核的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
对税务部门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愿意接受的方式,因此与计划经济时期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在适用,而且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对此,作为税务部门来讲,
必须要有长远考虑,
特别是在当前安排税收计划时不完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必须留有余地,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年任务的完成或超额完成,从而达到各方满意的目的。也正因为这样,税务部门提出了要建立确保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从一定意义上讲,税务部门的职能特点应当是被动的,也就是说税务部门只能执行税制,而不能决定税制;
只能依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税源行使征收的权利,而不能决定或创造税源。但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现象持续存在,税收收入持续高于经济发展正常所能提供的税收增幅就变得很自然了。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税务部门一般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税收任务。
即使由于特殊原因,年中出现追加税收任务的情况,一般也能照常完成,这使得税收计划管理制度具有一种“魔力”。
这种“魔力”,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继续对税收实行计划管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税务部门每年留有一定的收入余地的必要性、紧迫感。
如此,只要税收计划管理体制一直存在下去,税务部门都会尽可能地留下税收缺口。
至于每年填补的缺口有多大,则主要看政府对收入增长的要求及税务部门的预期愿望和可能性。如果政府要求高一点则税务部门压力就大一点,增长的比例可能就大一点,反之亦然。
因此,在这种保持一定的税收缺口的前提下,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填补一点作为超常增长部分,客观上就维持了人为的持续快速高幅增长这样一个税收形势。
三、现实税收形势带来的隐忧
(一)高幅增长的表象掩盖了征管工作的矛盾和问题,
也影响了税制改革的进程。
在一定的税制条件下,
由于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给人们展示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景象。
特别是在根据正常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实现的税收收入基本实现或超额实现的情况下,征纳双方的矛盾又没有突出,一般很难对现行的税制和税收工作提出怀疑。
人们一方面反映征管质量不高,
有税不收现象比较普遍(越是税源充盈的地方,征管质量问题越突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大幅增长的税收形势带来的喜悦远远超过忧虑;一方面感到税制的落后、不科学、执法的不规范,
另一方面又对税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对现有税制稳定的局面可能被打破而难以痛下决心。
(二)不利于依法治税的全面推进。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依法治税对税务部门自身来说变成了仅仅是程序方面的要求,而实体方面依法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的要求,
就只能变成一种愿望或口号。依法治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保证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把公平、效率的税制原则体现到具体的税收执法活动中。由于受完成税收任务的限制,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除非对矛盾比较突出、社会各方特别关注的领域或案件介入外,一般不会给予太多的主动介入,
把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变成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平衡器,形成了建立在执法不到位基础上的所谓的“良好”的征纳关系。一些地方甚至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作为弥补税收任务完成困难的一种手段。
(三)非经济因素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由于人们通过用行政手段下达税收收入任务的办法获得所需要的收入来得比较直接、简单、易行、有效,
作为管理者或领导者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而不愿用费神又费力的预测来得到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收入规模。因为前者安全,
后者有时尽管诱人但不确定,
只是一个应收尽收的承诺或保证。如果按原来的收入盘子发生支出困难时,这可以发出增加一定规模税收收入任务的指令,要求税务部门必须完成。
因此,行政手段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
还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但这却使得原来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严格法制化的税收收入,变成了随时可以变化的行政任务,
变成了像弹簧或牛皮筋一样的任意伸延、压缩的弹性税收。
(四)提供了错误的税收能力信息,
引发的矛盾可能影响到政府的运作、社会的稳定。
由于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幅度都比较大,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的指数比较,
税收的收入弹性一直比较大,这种收入增幅惯性使人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在经济发展平稳的状态下,政府在安排当期的社会发展计划时,一般都会按照可参照的增幅下达税收任务,
并按这个收入任务安排预算支出,确定社会发展项目和水平。但当税收缺口被逐年的超常增长填平时,矛盾马上就会突出出来,
政府希望的收入目标无法实现,安排的支出无法兑现,已经形成的社会发展计划可能受阻,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诱发新的社会矛盾,
350字作文大全影响对政府的信任度。
四、关于确保税收形势健康、稳定发展的设想
(一)用科学的经济税收观来指导税收工作。
税收收入的规模、水平,
在税制和征管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税源。经济发展形势如何,是税收形势好坏的基础。没有好的经济形势,
不可能有好的税收形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判断税收形势健康、稳定与否,关键是看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如果一致,那么税收的多或少,反映的就是我国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形势,
就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在指导税收工作时,
不能人为地靠行政管理的办法确定税收收入的多少、收入任务完成的进度,否则是非常有害的。
(二)坚持依法治税,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对于经济活动创造的税源,只有通过严格的依法治税,
才能使其成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否则,尽管经济发展了,
税源增加了,但国家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增加。组织税收事实上是一种严格的行政执法活动,
税务部门必须在严肃的法制层面上来履行职能。只要是国家的税源,又完全在现有征管水平监控范围之内,税务部门就必须依法履行征收的职责,
否则就是失职、渎职。我国《刑法》中对于税务人员不履行税收职能的行为,达到规定标准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
对于严格依法治税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依法治税,我们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并确保其执行,使依法治税逐步成为税务系统和税务干部一种自身内在的要求。
(三)建立科学的征管质量监管体系。
税收计划管理体制应尽快取消,
代之以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上级税务机关特别是各地政府对税务部门税收职能履行情况的监督,主要是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质量,
而不是税收收入的多少。这里的关键是征管质量指标的确定问题。
傅雷家书读后感1000字检查征缴率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征缴率的要素构成必须科学,不能简单地按照申报情况确定,
而必须根据对税源的科学预测和严格的质量检查体系来确定。同时,
必须建立一个确保征管质量监管制度落实的组织系统,
这个系统应当是自上而下,不受其他因素干预的。
(四)正确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税收收入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一、税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内涵
税收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内涵来说,
是指建立在经济速度增长和经济质量提高基础上的税收收入的持续均衡增长。它能尽可能地满足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力分配的需要,又不至于损坏未来需要,从而使整个税收运行有利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包括:()税收体系的运行建立在长期、稳固、健康、平衡的经济发展基础上。()税收政策的职能作用与每个特定经济时期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税收制度成为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之一。
从外延来说,可持续税收要求:()整个国家税收体系健全,有稳定的税收来源,
可取得稳定可靠的税收收入。()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个方面,这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国家税收制度较为完善,有规范、科学的政策法律规定,能有效地保障收入,
这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基本要求。
()税收征管体制较为科学,
能做到责权利高度统一,
征收效率较高,这是税收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要求税收体系自身的健全、税收运转的有序、有效及其良性循环。从经济学角度讲,
在税率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的增长必然引起税收增长,
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税收弹性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变化的灵敏程度。在一国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的情况下,
为保证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税制应当具有较好的弹性。
但是,税收的弹性并不是越高越好,真假美猴王作文如果弹性过高,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基薄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损及税本,阻碍经济的发展。
如果目前税收政策和税收计划任务将导致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正规经济的持续下降,则表明此时的税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税收的持续增长必须有丰裕的税源支撑,
不同的税收增长来自不同的税源形态。税收增长中,由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长称为经济型增长;
由财税政策调整带来的增长称为政策型增长;
由加强税收征管带来的增长称为管理型增长。
与此相适应,税源也分为潜在税源(即一定经济发展状况下税源蕴涵的最大量)、可收税源(即按现行政策规定可以征收入库的税源)和入库税源(即实实在在的税收增长)。其中,
潜在税源是税收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是理论税源和名义税源,它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可收税源是政策税源和应收税源,
是税收增长的直接前提,它与税制优化、税基拓宽和课税深度密不可分;
入库税源是可收税源减去因征管和外部环境制约等因素而导致的滞漏部分后的税源,它直接受税收征管力度和水平的制约。研究税源状况既不能只看到潜在税源,也不能只看到入库税源;
既不能夸大税源拥有量,也不应放弃挖掘税源潜力。
税源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可收税源,
其根本出路则在于优化税制、拓宽税基、拓展税源。
二、非可持续税收的弊端分析
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突出表现为依法治税与税收计划任务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符合实际的情况下,
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是一致的。但由于需要与可能、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矛盾,税收计划往往不是以经济增长为依据,而是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任务,
形成税收任务年年加码,高位运行。近年来,由于税收计划制定、分配不尽科学、合理,
税收计划和实际税源不符,特别是税收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指令性过强,行政行为过重,诱发了涉税执法秩序的混乱。
税务机关组织收入工作苦乐不均,对纳税人的执法松紧不一。有的地方在完成任务后有税不收,有的地方已应收尽收却还完成不了税收计划任务,两者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实现所提供的税收。
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计划,
实现收支平衡,搞提前征缴税款和无税空转虚假入库,破坏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使税收征管秩序发生混乱,
在长远和根本上对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三、西方国家有关税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及其借鉴
一国课税水平通常可用税收收入占的比率来衡量。
达一比率的直接决定因素有三:一是政府支出的需要;二是非税收资金来源(包括举债和货币创造)的可利用性和意愿;三是该国的税收能力,取决于人们的支付能力和政府的征收能力。
西方经济学历来认为,税收是有极限的,包括税收的自然极限和制度极限。
关于税收的自然极限,拉弗曲线一般被认为是社会制度既定情况下税收极限的典型理论。
它告诉人们,税率提高过大不一定能增加税收收入,反而有可能减少税收收入,因为个人和企业减少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并可能转入“地下经济”。
在私人部门中,当政府强加给个人和企业的负担过重时,
他们就会逃离正规经济,转入不征税的非正规经济,国家的税基将缩小。如果国家管制和征税所适用的范围越来越萎缩,
那么政府提高管制和征税的强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关于税收的制度极限,一是直接的制度限制。指强加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可以通过对税收收入占比率设置制度限制而直接予以约束。
美国就作出种种努力制定一些规章制度,限制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超过某一限度,或限制他们征收某一税种。二是间接的制度限制。
体现在税基或税率的制度限制和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法漏洞的制度限制两个方面,包括限定税基和禁止使用累退税率等。
笔者认为,税收管制是政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税收和公共支出接近极限的情况下,
管制会越来越重要。
但是,管制确实存在自然极限,如果超出这一极限,政府就缺少了理性。
所以,建立税收可持续发展机制,促使税收体系自身的健全和税收运转的有序、有效及其良性循环是非常必要的。
四、税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坚持依法治税的原则
依法治税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法治税的首要任务是在保证税收计划任务的科学、合理的前提下,
实现税收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尤其是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做到该收的税要足额收齐,不该收的税分文不取。
否则,就会破坏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进一步优化税收法制环境,
必须营造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政府部门依法用税的良好法制环境。要尽快健全以《税收基本法》为代表的税收法律体系;大力增强全民的纳税意识,对偷逃骗税实行严惩;
尽快建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严厉打击涉税犯罪行为;加强税收电算化网络建设,实现科技兴税;
制定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依法用税加以规范和约束。
(二)坚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原则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重复建厂、重复引进投资、设备和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情况时有发生,
造成资源紧张、产品滞销,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税收应充分发挥对产业结构的调控功能,达到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能增收和培植后续税源的目的。
(三)建立经济税源分析预测制度
税源按的产业、构成项目和所有制性质分类统计,重要税源按分税种的税收来源、税收入库与中各产业、各项目构成相对应。
通过经济税源分析,明确各产业、行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税收贡献率、税源变化和入库情况、税收潜力和征管薄弱环节。
(四)不能把税收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税收工作的唯一指标
税收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对税收工作的评价,
应该既有量的要求(即税收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也有质的要求(即依法治税的力度)。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
发挥税收计划预测性、科学性、指导性、调节性作用。要使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机制成为推动和促进依法治税的重要因素,使其成为促进税务机关防止和清理欠税、严格审批缓缴、避免变相预征税款以及混库的有效手段。要把依法治税与税收计划管理统一起来。税收计划的制定方式应当改进,
尽快建立科学的税收能力估算体系,把税收计划的确定建立在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力基础之上;
运用“税收负担率计划分配法”调整不同地区百元税收能力指标,把不同地区税收计划与税源实际水平的不适应状态调整过来;通过立法明确税收计划的制定权限,
并把立法权限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通过规范、适度、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在“税权”集中后某些地区可能产生的财政缺口;建立全方位的税收考核体系,包括税收计划、纳税人登记率、正常申报率、稽查税款入库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缓缴增减率、涉税案件立案率、结案率、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
用经济相关考核指标考核收入计划,
逐步淡化“任务治税”。
(五)短期内不要求税收的过高增长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一)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体系当中,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及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而增值税一般是对普通货物在各个环节普遍课税。
一般情况下,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消费税是对需要限制和控制消费的特定的消费品和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再征一道税。我国消费税的具体征收环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在委托加工、进口以及零售环节也有部分特殊规定。
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
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一般而言,其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具有同一性,但当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时,增值税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平均价计税,
消费税则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最高价计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影响
在消费税应纳税额从价定率计算方法下,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为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
反观增值税,计征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与计征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均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由于消费税税收筹划而降低其计税依据时,
必定引起增值税销项税额同向减少。
在一般销售形式中,由于消费税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所以消费税税负与增值税的税负呈同向变化。而针对特殊销售形式,
则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
增值税可能也同样做作视同销售处理,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集体福利等,在这一情形下,既缴纳消费税又缴纳增值税,基于同一计税依据,
消费税与增值税的税负同增同减。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增值税不需要视同销售,
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管理部门使用等,这一经济活动只需缴纳消费税,
而不缴纳增值税,则消费税的税负不对增值税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在某些经济活动中,可能只有增值税作视同销售处理,
而消费税不视同销售,例如销售代销应税消费品等,只缴纳增值税,而不缴纳消费税,
两者相互独立,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税负高低也无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系
按照我国消费税法的规定,
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等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而房产税则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并无交集,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基于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例如在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中,
与房屋有关的应税消费品成本计入到房屋的成本时,消费税税负变化会对房产税税负产生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联度较低,
在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只有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房产税负呈同向变动,
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也会使得房产税税负同向降低。
【案例】
甲公司为某市木质地板生产企业,年初准备修建一栋办公大楼自用。该公司准备用一批成本为万,
平均售价为万(不含税)的实木地板用于大楼的建设。试分析,此项经济活动涉及的消费税是否对房产税产生影响?
方案:企业为取得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支出,例如人工支出,材料成本,
相关税费等。上述案例中涉及的经济活动为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应作为视同销售行为进行处理。该批实木地板的成本以及涉及的消费税应计入办公大楼成本当中,
而不能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中,所以会导致大楼成本增加,使得消费税与房产税税负呈同向变化,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呈反向变化。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自年月日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不存在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对于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而言,
其增值税部分也就不作为视同销售处理。而“营改增”之前,
其增值税视同销售的部分也同时计入到办公大楼成本当中。
因此,此项经济活动计入办公大楼的成本为:
“营改增”之前:+×%+×%=.(万元)
“营改增”之后:+×%=.(万元)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环节不同,
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而土地增值税则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时,对取得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与此同时,二者应纳税额的计算也大相径庭。
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在生产环节,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
而土地增值税则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可以采用速算扣除法计算,即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按增值额乘以适用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
由此可见扣除项目是决定土地增值税税额大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税种,只有基于特殊的经济活动下,
消费税税收筹划所带来的增值税负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土地增值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联系,
在纳税人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也只有在特殊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等经济活动发生时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土地增值税税负呈逆向变动,纳税人通过消费税税收筹划,
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会使得土地增值税税负逆向上升,因此税收筹划工作的进行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衡量整体税负的大小,而不只是单税种税负的降低。
四、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而当期的消费税额属于扣除项目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范畴,
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包含除了企业所得税以及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基于上述的定义以及税法的相关规定,消费税税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所得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纳税人当期产生的消费税额应当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其金额的大小必然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
假定纳税人的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消费税税收筹划使得消费税的税负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也呈下降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增加,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减少逆向增加。
反之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呈上升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增加而减少,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增加逆向减少。而对于减少收入、递延纳税的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法而言,由于减少当期确认的收入金额,
则消费税税额与企业说的税税额会同时减少,
呈同向变化。
计划经济的特征篇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
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
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
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
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
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
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
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着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
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
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
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
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
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
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
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
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
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
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
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
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
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
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
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
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
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
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
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
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
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
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
、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
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
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最佳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
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
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
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可以先建立“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指数”),
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
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
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
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
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
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
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
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
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
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
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
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
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
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
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
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
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
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
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
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
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