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 张小莹《高阳台》爱国诗词鉴赏
作者： 王季思张小莹 石坝街访媚香楼乱石荒街，寒流古渡，美人庭院寻常。灯火笙箫，都归雪苑文章。丛兰画壁知难问，问莺花可识兴亡!镇无言，武定桥边，立尽斜阳。 南朝气节东京并，但当年厨顾，未遇红妆。桃叶离歌，琵琶肯恕中郎。王侯第宅皆荆棘，甚青楼寸土犹香。费沉吟，纨扇新词，点缀欢场。吴梅媚香楼是清初孔尚任所作戏曲《桃花扇》中女主角李香君的妆楼。李香君是明末南京名妓。她与当时复社青年领袖侯朝宗互相倾慕，结为爱侣，并且因此而参加了复社文人反对魏阉余孽的斗争，“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表现得相当坚定。她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侯朝宗曾将其事迹写成《李姬传》传世。作为戏曲家的吴梅，他曾为《桃花扇》“香君守楼”一出的曲词制谱，还收藏有清代名画家改琦画的李香君遗像，征求题咏，可想见他对李香君气节的赏识。他在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词曲时，曾寻访过李香君在石坝街的故宅，媚香楼已不复存在，引起他的深沉感慨，写下这首词。全词通过他凭吊媚香楼时所见所想，抒发了深沉的兴亡感叹，赞颂了李香君坚定的气节，并含蓄地谴责了当时一部分不顾国难当头仍沉醉欢场的人们，希望他们关心国事，注重名节，象东汉的太学生，象南明的复社文人，奋起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词的上片侧重写景，带有一定的抒情色彩。开首二韵就让读者从一幅颓败荒凉的图景里，回忆起南明时期这里一片灯火笙歌的热闹场景。雪苑是侯朝宗的别号。“雪苑文章”即指《李姬传》。“美人庭院寻常”是带着作者主观的感叹的，他感叹当年美人的住处竟然变得如此荒凉，真是岁月无情啊!接下两句就更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的感慨情绪。他以虚写的笔触将读者的想象带回那种灯火繁华、歌舞弹唱的热闹景象，却又以“都归”骤然收笔，微婉地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过去的繁华已了无踪影，一切都只能在雪苑公子的文章里寻觅了。以上作者写的只是一般的触景生情，接下二韵进一步抒发了兴亡的慨叹。因为，作者寻访的是历史名妓的故迹。她曾经在明末复社文人反对阉党余孽的政治斗争中充当角色。为此他想得更深远，想到南明王朝的兴亡，以及它的历史教训。“丛兰画壁”是指李香君故居的一堵画壁，明末著名画家杨龙友曾在壁上画了几笔墨兰，还引《左传》里“兰有国香，人服媚之”二句题画。“媚香楼”就是从此得名的。可是今天再也找不到此楼了，从而作者想起当时楼上的风流人物以及他们是否正真正认识到朝局兴亡的问题，使他在武定桥边，默默无言，立尽斜阳。“莺花”借指南明兴亡之际在秦淮妓院寻欢作乐的人物，也包括侯朝宗、李香君在内。在上片向下片过渡处提出问题，不作解答，留待下片展开，是词家写长调的惯用的手法。下片作者分两层回答了上片过渡处提出的问题。前三句通过东汉末和南明两朝名士对权奸斗争的历史对比，肯定了复社文人反对阉党斗争的正义性。“东京”指东汉皇都洛阳，这里借指东汉王朝。“厨顾”指东汉党锢之祸中被称为“三君”、“八厨”“八顾”等的名士。“红妆”指妇女。“南朝气节东京并”意即南明和东汉党锢名士的气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在被称为“八厨”“八顾”的党锢名士中却未见有妇女。在此，作者通过两朝政治斗争的对比，认为香君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妇女，而且还是一个青楼女子，却敢于参加这场反对权奸的斗争，表现非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桃叶离歌”二句是描述当年香君与侯朝宗在秦淮分手时，奉劝侯朝宗不要象蔡邕依附董卓那样的变节失志。这就进一步肯定她对士大夫失志变节有关一代兴亡的认识，实在高出侯朝宗之上。它表述了香君崇高的气节。“桃叶”即桃叶渡，为秦淮河之一渡口。相传晋朝王献之曾在此送其爱妾桃叶，作《桃叶歌》，故以桃叶名渡。“桃叶离歌”指香君与侯朝宗在桃叶渡分手。“琵琶肯恕中郎”与上句同是用典，本事见侯朝宗之《李姬传》。据侯朝宗记载：李香君十三岁即从师学戏，“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琵琶词”即《琵琶记》。蔡伯喈是此戏中的男主角，即蔡邕。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曾在东汉末官左中郎将，因而被称为蔡中郎。高明在《琵琶记》中把蔡伯喈塑造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但李香君指出历史上的蔡伯喈曾附权贵董卓是不足取的。因此在离别之际香君虽为侯朝宗弹唱了她平日“不轻发”之拿手好戏《琵琶记》，但又指出她对屈节之人是绝不饶恕的，希望朝宗洁身自爱，注重名节，绝不要步蔡中郎的后尘。作者通过以上的对比及陈述使读者看到香君是那么明辨忠奸，重视名节，使人不禁又联想到她后来为了表示对侯朝宗的忠贞爱情，为了粉碎权奸阮大铖对复社文人报复的卑鄙企图，不惜血溅诗扇，以死守楼的无畏行为。难怪接着作者要用“王侯第宅皆荆棘，甚青楼寸土犹香”的警句，高度赞颂她，并引起人们的思索。是啊，对于历史的回顾不应只是慨叹，而应该得到更多的启迪。看吧，无论是多么豪华显赫的王府贵宅，由于它们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痛苦之上，供一家一姓穷奢极欲生活的，一旦朝局变换，大厦倾颓，终究是会变成满目荆棘的。但是，为什么一个青楼女子居住过的寸土片壤至今仍有无限魅力，好象她高洁的香泽还渗在那寸寸土壤之中?因为她站在当时历史上进步势力一面，为人民为民族作出牺牲，就流芳百世。在此作者不再只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赞颂，他向人们揭示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个正确的人生哲理。结韵三句中的“纨扇新词”即指《桃花扇》。这部通过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现在竟被那些不顾国难当头和人民生死的人用以点缀欢场，真是令人感到痛心，感到愤慨啊!“费沉吟”一词表现了作者这种复杂的沉重心情。这首词从写景入手到触景生情而生发兴亡慨叹，赞颂香君崇高的气节。结处又联系清末民初的形势，对那些不顾国难当头、沉醉欢场中的人物提出警告。全词语调抑扬有度，时而平缓，时而激昂，时而沉郁，实为一首富于艺术感染力，又富于思想启迪性的好词。
张溥《五人墓碑记》原文与翻译、赏析
张溥《五人墓碑记》原文与翻译、赏析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①，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②，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③。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④，何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⑤。吾社之行为士先者⑥，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⑦，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⑧，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⑨。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 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⑩，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嗟夫! 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贤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鉴赏】 张溥的 《五人墓碑记》，反映了明代末年发生在江南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明末的宦官集团，掌握朝政，专权暴虐，诛戮异己，残害忠良，欺压百姓。宦官魏忠贤自封为 “上公”，结成阉党，杀戮大臣，无恶不作，政治处于黑暗的深渊。这激起了正直知识分子——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的指斥和反对，由此遭到魏忠贤阉党的残酷迫害。苏松巡抚周起元因事触犯魏忠贤竟被撤职，当时在苏州的东林党人周顺昌就写文章送他，斥责阉党; 另一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时，周顺昌为他饯别，在席间大骂魏忠贤。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这激起苏州市民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公愤，他们与捕差发生武力冲突，并拥进官衙，打死一名旗尉，巡抚毛一鹭躲进厕所得以身免。事后为首的五人被害。不到一年，阉党失败，苏州人士为了纪念五位死者，合资安葬了他们。作者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写了这篇碑记，记叙了这场斗争的经过，颂扬五人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可贵品格，斥责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篇内容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点明五人墓的缘起; 第二段叙述当时五人死义的情形; 第三段论说五人之死有关大义; 第四段赞五人死义，荣于身后，遗爱人间。文章一开始从五人的死与葬写起，突出了死与葬的不同时，其间 “十有一月”，作者缘此宕开一笔：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以此设问，促人深思，也使文章徐徐引入正文。到第二段叙述五人死难的情形，便展开文笔，写吴人的见义勇为，写五人的慷慨就刑、“谈笑以死”，写地方贤士感于大义而买头合尸的经过情形。这段叙述是碑记中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文章又过渡到第三段，议论五人之死的意义。在阉党横行，冤狱遍布的形势下，五人能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阉党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敢复有株治”，且 “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这些都与五人的作用分不开。作者对五人之死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段，以五人的 “激于义而死” 与 “高爵显位”们 “辱人贱行” 般的生相比，阐明了死与生之大义，二者孰轻孰重，泾渭分明。若五人之死，重于泰山，有益于社稷，就要 “荣于身后”，亦是 “独五人之皦皦” 的答案。为突出五人的高大，行文极尽辗转褒扬之妙。本文在艺术上有三个特点值得借鉴。首先，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叙议结合的手法。既叙且议，事约理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主题鲜明突出，行文富于变化。于记叙的同时，也点明了事件的意义，从而使死难人物的行为和品格升华到很高的境界，有助于加深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便于倾注作者的爱憎感情，也使文章具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叙议结合，在文中也表现为变化多样。一种是叙中带议，叙述时带出议论，涉笔成理，过渡自然。如开头一段中就死与葬之间有十一个月而发的议论，与叙述榫接无罅，突出了五人的死非比寻常。再有叙后发议，即在叙述的基础上，集中议论。如 “嗟夫”之后的一大段议论，即是在五人就义的叙述之后，它可以伸作者的观点，针对性强，表明五人之死确 “有重于社稷也”。还有一种是夹叙夹议，叙议交错，衔接紧密。这在文中最多见，使通篇事与理互见，事不板滞，理不空乏，结构上疏密合宜，行文更觉振宕有致。正是由于作者极富匠心地运用叙议结合手法，才使这篇碑记更富深刻的思想意义。其次，本文还反复运用对比反衬手法，来突出五位义士死的光荣，生动而鲜明。先用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来作反衬，可推知在当时人眼中，五个市井细民、草野之士生前是完全不能与他们比的;但五人仗义牺牲，其身后荣盛，远远超过他们 “湮没不足道”的死。文中还用缙绅的辱人贱行来反衬五人的激昂大义，用高爵显位的逃亡和佯狂的丑态来反衬五人之死有重于社稷，这就更显出五人的高尚和不凡。最后把魏忠贤的不敢株治和他的投缳道路，与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威力和重大影响对比，就更突出五人的光荣和不朽。再次，本篇文字遒劲凝练，质朴雄健，铿锵有力;句式长短变化，参差错落，文情极为跌宕。这样的语言与本文所记事件的悲壮和作者感情的激昂十分协调统一，达到了文情与声情并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当读到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这样的句子，眼前似乎出现五人英勇就义的场面，形象生动，使人历久难忘，这样的文字不仅在碑记中少有，即使在传记文中亦当属上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