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静静地躺在冰棺里，静静地。围绕你的是一堆松柏，一堆堆花圈，一个较为简易的灵堂，灵堂内外聚满了前来为你送别的人群。遗像上的您很慈祥很慈祥地，还微笑着，好象世间给了您无限的甜蜜。
念祭文的王先生追述了您的一生。众人都落泪了，可遗像上的您依然笑着，好象那是别人的故事。一生都在奔波的外祖，您很少享受过现代文明下的物质财富，哪怕是现在，因为您深深地懂得什么叫节俭。您一生大多生活在那无比艰辛的岁月中，四儿一女全由您柔弱的双手拉扯大，中年、老年两次丧子的惨痛也没忘将您折磨，您都勇敢地挺过来了。据说您一直都很牵挂我的外婆，因为她是您唯一的女儿，也没生活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外婆很少来看您，因为我外婆忙，由于生活，不得不奔波。外婆说，等空了就来多陪陪您说话的，可您没等到我外婆空闲。您就这样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了，带着眷恋，带着牵挂。
妈妈的外公??我的外祖公还健在，您是妻子；我的舅外公舅外婆一大堆，您是妈妈；我的妈妈这一辈就更多了，您是外婆，是奶奶；重孙辈的我们也一大群了，您是祖宗啊！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血浓于水，根叶相连。我们还未曾懂事，还没来得急多看您几眼，陪您说几句话，为您端几回汤，您就这样悄悄地悄悄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深深爱着的亲人。
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您正静静地躺着，外祖啊，您一生太累了吧。您的亲人送您来了，一个个早都成了泪人儿，我想，您终于可以休息了。
爸爸告诉我，您弥留之际，竟认不得我外婆，当得知站在您面前的竟然是您的女儿时，您第一句话却问：“你的大外孙在读书了吧！”我外婆的大外孙不就是我吗？我什么时候深深地留在您的脑际了，我小学三年级观察作文怎么不知道啊？夜深了，我们都不忍离开，这是您今生和我们的最后一别呀！我眼里泪水如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就飞奔了出来。
朋友，珍惜吧！多和真挚地关爱着你的亲人或朋友聚一聚，说说话，谈谈心，让自己快乐，让亲人舒心。不要等到他们离别的时候才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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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州市赵集镇河北村，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在清贫与苦难之中倔强地活着，喂养着一位骨头敲起来铮铮作响的汉子。这位汉子又用生活中的清贫和苦难喂养着纯粹的诗句，把诚挚的孝心和纯粹的诗句装进行囊，飘荡在风沙不停侵袭的生活之中，成了一位卑微而高贵的诗人。
李永普从十五岁开始，便开始在外漂泊，走遍了大半个祖国，进过砖厂，下过煤窑，扭过小椅，做过沙发，搞过室内装饰。如今，已是天命之年的他，仍然在建筑工地上劳作，在薄田里耕种，用血汗换取的纸币温润着一份亲情，成全着一个男人的担当。他的一串串足迹就是一行行诗句，虽然卑微却很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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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野蛮地摧残着李永普，更为野蛮的是让李永普心甘情愿地被野蛮地摧残着。他用诗意的笔墨，为野蛮的生活画了一张肖像：“夜晚加班，工长说一不二的指令不野蛮/振动棒的轰鸣不野蛮/钢筋石屎疯长的文明里/野蛮的是十几盏高擎的千瓦棒/它制造的白昼虽然假/却以假乱真，让我们困兽犹斗十多个小时/把本该休息睡觉的时间推向不夜的作业面。”“吹来吹去的寒风只是寒它的寒/滴滴热汗从我们额头的毛孔淌出来/被光亮照看成粒粒星辰/不，是道道闪烁的星河/夜在远处更像夜/从星拱斗的农耕天空下/豆油灯火明灭的转角处/捣鼓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见此情景，自当以羞遮面（《夜在远处更像夜》）。”
对于李永普来说，生活不但很野蛮，而且很狰狞。工友老郑在工地上挂了，李永普在老郑的血泊里和工地的漠然中涂抹着一行行黑色的祭文：再也找不到老郑/逆着砖头咂下来的方向/飘向大得什么也没有的高空/他蜕下来的空壳――运往火葬场的尸体/和尸体上没擦净的血迹成为它和他的交接仪式/抵达最后的繁星春水读后感500字尘埃――骨灰。”“昨天的老郑还没失踪/工地上，他曾和我一起站在脚手架上/俯视过一个走过围墙外的少女/一个让花朵逊色三分的天使/他说令人倾心的红颜/会使相逢不相识的男人薄命。”“现在，巍巍塔吊臂下/大墙不管老郑是谁/仍在一层层砌高/远处走过的少女，还有她带电的目光/与他彻底无关/记忆里一朵汗湿的微笑/被无形的空气悄悄收容/高处的天空，云是云风是风/有时候，我逆着砖头砸下来的方向/努力向上搜寻，目光的尽头/有一种云层的晃动，比尘埃更重（《老郑》）。”
写完祭文，李永普继续在冷漠的工地上挥洒血汗，继续在生活狰狞的注视中，把一张张被汗湿了纸币变成孝心，变成一个男人的担当，带回邓州市赵集镇河北村，交到慈母的手中。
对于一位骨头敲起来铮铮作响的汉子来讲，尊严比什么都尊贵。在炼狱般的生活中，孝心比尊严更重要。为了比秋收多换取几张纸币，李永普站在脚手架上，选择了在血汗中坚守：“瘫软在夜的黑翼下/无从搀扶千孔百疮的自尊/好走不如赖留/层层盘剥的血汗再贱/也高出当下的秋天一截（《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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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离死别是人世常态，但是生活在李永普面前，变本加厉地残忍：外婆、表妹、姐姐相继病故，1988年父亲去世，1989年大哥撒手西去，大嫂远嫁，留下两个年幼的侄儿和一位老迈的母亲。留给李永普的，是无边无际的失亲之殇和无穷无尽的责任与担当。
亲情是一把遮挡风雨的伞，美丽的童年在这把伞下凝固成温暖的记忆。李永普在艰涩的生活之中，用记忆哺育着一行行诗句，又用一行行诗句反哺着记忆：“起风了，风吹在通往外婆的路上/虫鸣鸟啼受风声差遣/规划梳理我沿途的意绪/这条路走了多少次/外婆的影子就被叫亮多少次。”“不管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果头顶有一片云/那一定是外婆想为外孙遮挡什么（《通往外婆的路上》）。”
记忆是一把刀，静夜之中会把诗人的思绪划伤，流出一滴滴血色的灵感。李永普在翻看影集时，一滴滴血色的灵感从他的伤逝之怀中不断流淌出来：“一祯影集里的玉照与尾随而至的疾病/构成风格迥异的上下阙辞令/上阙是娇艳，下阙是枯萎。”“香消玉损古老得令人心碎/留守尘世的时光，微缩在一个瞬息/你站在影集里，站在/春风之外，阳光之外/就像一件夹在册页里的彩蝶标本（《影集内外的表妹》）。”
青梅竹马的记忆，足以温暖一生的时光，也足以让李永普扎根在记忆中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吐露芬芳：“下雪了，雪花和儿时一样落下来/规模有些小，有些零星/当空接几片寄给你/让你看到六个方向指出的爱。”“不如让眼下的雪下的稍大一些/我可以用地上的储积/塑一棵童年的青梅，加上竹马/如果雪再大一些，我可以用它堆两个雪人/让它们笑起来的样子/一个像你/一个像我（《希望雪更大一些》）。”
一个眼神，一棵树，都会让亲人的身影再次复活。李永普在亲情的一次次复活中挣扎着，把藏在骨髓之中的疼痛挥洒成一行行诗句：“堆积成坟的泥土看似沉实了/疏通六脉神气的空隙仍有潜在的活力/姐姐，一双盖棺时还不肯闭合的眼睛/注定会在埋地三尺的黑暗里/把不死的注望，投向高处的尘世与亲人（《注望》）。”“绝症让二十八岁的哥哥倒下了/临终前，他说上有老母下有三岁小儿/中有兄妹，他说什么也要拼尽最后的力气站起来。”“来年春天，坟脚一棵柳树/一直替他矗立至今（《替》）。”李永普把亲情之殇写成了诗句，又用他所写下的这一行行诗句来充饥，好让自己有勇气在苍凉的尘世中继续挣扎，挣扎着挑起一个汉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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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脚手架上，李永普俯视着生活的苦难，摘取着诗意的星辰，用馥郁的古韵展示着书生儒雅的风情和温润的风骨：“我所认识的江南/焦墨余香的江南/拟古的草长，竖排里撇起/追往的莺飞，自骈体盘旋/杏花，在仿宋横生的枝条上/展开今生最美的粉色/春雨，由行书斜运的笔画间/飘逸旷世清脆的鸟音/手拈词牌的白氏/近了又远了，他带不走的/江南，押着春水江花的韵脚，居易白代，乐天千年/心慕白云的崔颢成仙了/他笔底的黄鹤，重整翅翼和山河/倾覆了多少来者的视线/现在，我在北楚/穰原的脚手架上，眺望/千里一线的江南（《江南》）。”
李永普在新浪博客中，给自己取名为蚂蚁。田原之上，他把心态放得很低，与一只蚂蚁交谈，和一枚落叶对话，思索着在泥土中生存，最终归结于泥土之中的生命历程。他以平等的心态和平视的视角注视着万物和众生，从朽败的生活之中提炼出神来之笔，使得他的诗行具有更多的灵性和亲和力：“作为这个时代衍生的副词/农民工，置身繁华/站着是一株土生的玉米/躺下是一根土长的瓜藤/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承载多少飞转的车轮/与脚步，却没我一丝/扎根的缝隙，现在/我从阔别已久的田野上/找回泥士与泥土的相亲方式/认同庄稼，野草/百虫，鸟兽，是我的本家兄弟（《田野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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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李永普就是一棵黄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他把庄稼的心声变成了一曲曲歌哭和行吟。这些歌哭，有着庄稼的朴实与丰稔；这些行吟，有着黄土地的秉性和灵性。
站在脚手架上，李永普为自己构建了一座诗歌的大厦。有朋友愿意为他出一本诗集提供捐助之时，他说：“从未有自费或公费出书的打算。只有出版社给足版税，才有可能一试！”这才是纯粹的书生铮铮的风骨！这才是纯粹的诗人高贵的姿态！
汉风诗会上，钦慕于李永普的才情，曾与他有过长谈，也曾和他对酌。倘若有幸，期待与他再一次对酌，再一次长谈！！
历来，谈起1949年，更多的人想到的都是三大战役、国民党的溃败、新中国的建立等改变整个中国的大事件。因为母亲的经历，台湾作家张典婉把目光聚焦在一艘被人们遗忘的，但却牵动着千万个家庭命运的客轮上，这便是被称作“东方泰坦尼克”的太平轮。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溃败，两百万人流亡台湾。从1948年7月到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往返上海至基隆三十余次，搭载旅客三万余人。这三万人的背后，是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船，寻找太平岁月。”张典婉如此写道：“可真正的太平远未到来，他们航向台湾的旅途就戛然而止，即便到了，也发现这并非是之前想象的太平岁月。”
2009年，在太平轮沉没六十年之际，张典婉所著《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发行。有人称，这本书抚平了一代人的伤痛。张典婉解释说：“我关注的是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在台湾，每一个外省人都有一个‘1949’的故事，是巧合，更是命运。” 这本书在台湾首发，至今已经加印20多次。2011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简体版在大陆出版。
如今，太平轮的故事被大导演吴宇森搬上大银幕，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时，张典婉说，吴宇森在导演影片《太平轮》之前，曾与她有过一次会面。当时吴宇森曾说，他要讲三段爱情故事，爱情故事中有一艘太平轮。但张典婉认为，“太平轮的故事是超越几段爱情故事所能够承载的，里面有太多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还有很多人喜欢把它比喻为‘东方的泰坦尼克’，我也不赞同这样的比喻。太平轮不太适合用好莱坞式的故事去再现。”
母亲的旧梦和流离
在张典婉童年的记忆中，家中太多东西都和太平轮有关，其中包括桌巾、碗盘、刀叉、咖啡杯等很多生活用品，都是母亲乘坐太平轮从上海带来的。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只母亲从上海一路抱到台湾的小狗，后来一直被幼年的张典婉称之为“太平狗”，因为“它们是母亲拼了命抱着、挤在太平轮船舱中，一起逃难过来的”。
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出生在上海一个富商家庭，外公是一位往返于中日两地的糖商，外婆是一位日本人。1948年12月，太平轮沉没前一个月，司马秀媛和张典婉的外婆、舅妈等女眷乘坐这艘船到了台湾。来到台湾后，司马秀媛随夫落户苗栗的新竹乡下，从此褪下上海大小姐的光环，成了一位台湾乡间农妇。
即便如此，张典婉记得，母亲依然很重视生活情趣。她家的早餐与邻居们截然不同，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在桌子上摆上西餐专用的刀叉、盘子，盘子里是煎鸡蛋、白土司和柚子酱，还有一壶煮好的咖啡。那时没有咖啡滤纸，母亲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
与此同时，每当母亲在桌前摆上那些餐具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多年来，因为除了母亲以外，在台湾很少有人提到这艘名为“太平轮”的船，张典婉更是没有深究下去的想法，直到2000年母亲逝世。
在为母亲整理遗物时，她在一个小皮箱中发现了母亲当年带到台湾的几样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朋友们联络方式的小本子，那是她年轻岁月的生活地图，那些号码是在1949年后永远也拨不通的一组数字……
在那一瞬间，她似乎突然理解了母亲，跪在地上，抱着皮箱号啕大哭。想到母亲同上海校友聚会时的情景，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喝红茶，用轻柔的声音，哼唱《夜上海》：“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想到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同胞可以回到大陆探亲时，张典婉曾经不止一次劝母亲回去看看，司马秀媛总是摆一摆手，轻声说，“不用了”；想到每一次母亲亲手擦拭那些银质餐具时的眼神与面容……“她们宁愿在梦中，没有醒来。”张典婉说，那一刻，自己才完全懂得：“母亲在她30多岁的时候到了台湾，1949年之前的繁华旧梦，戛然而止，这是一份无法弥补的情感断裂。她所要纪念的，是那么浓厚的乡愁，是一个时代弟子规读后感500字的旧梦。”
此刻，她决定记录母亲和母亲那一代的旧梦与流离，而其中，有一艘沉没的太平轮。
从家族史到一代人的流亡
起初，张典婉只想要写一部家族史，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随着对太平轮沉没事件的不断挖掘，看到、听到一个个随着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她决定“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太平轮的沉没坊间传闻甚多：有人说它是一艘“黄金船”，上海《大公报》曾报道，船上大量货物失主是中央银行，除了该行全部卷宗外，还有银圆、金条，导致船身失去平衡；还有人称太平轮是一艘“间谍船”，撞船并非单纯的意外。除此之外，对于遇难人数和幸存人数至今都没有定论。
虽然身为一位资深的媒体工作者，但一开始张典婉也只能从一些书籍和少数人的讲述中得到零星的线索。2004年，一直苦于无处搜寻资料的张典婉，突然得到一个重要的机会。凤凰卫视计划拍摄一部有关太平轮的纪录片，邀请张典婉参与其中，她欣然答应。接受委托后，她开始在台湾、香港、大陆、澳洲、美国等地寻访太平轮的幸存者和遗属，同时向各地文史、档案馆搜集文件、报纸，并且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征集各种线索。
2005年，名为《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在台湾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映，引起强烈反响，这部纪录片获得了海基会“两岸新闻报道奖”。但张典婉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时间紧促，她还没有找到一位幸存者。
不过，因纪录片的影响以及网络的便利，散落五湖四海的故事，许多人沉在心底的记忆，都陆续主动汇集到了张典婉这里，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慢慢被打开。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都是遇难者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一本等来的书
2005年5月，张典婉第一次见到了在那场海难中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叶伦明老先生。一天她接到从台湾新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轮”的幸存者，还活着。她马上赴香港与这位叫叶伦明的老人会面。他们相约在铜锣湾地铁站旁边汇丰银行的ATM那里，“我原想着能够逃过那场浩劫的，应该是位身体很壮的人。哪里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干干瘦瘦的老先生。” 叶伦明老人身材不高，背了一个双肩背包，精神抖擞，“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调查这个海难这么长时间，知道当时死了一千多人，突然看到一位老先生是幸存者，而且如此健康，觉得不可想象。”张典婉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当年死里逃生后，叶伦明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阻隔，他便失去了与妻子的所有联系。1980年，他离开内地到香港生活，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已改嫁。叶伦明从此不再赴台，终生再未娶。他的太太跟后来的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叶伦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当然，在采访和探寻的过程中，张典婉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联络时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还有人讲到逝去的亲人，便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有一次，她已经同一家被采访者相约，并飞到美国洛杉矶，到最后那一家人失踪，不接电话。更有甚者问她：你是哪个党派来卧底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写这些故事是什么目的？
即使遭遇了这些，她却非常理解，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她写道：“多年来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最残忍的是，每一次采访如同在受访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说：“《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同时，书中也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大哥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幸运的是，她先后采访到了三位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
一个时代的命运
《太平轮一九四九》曾先后遭遇九家出版社拒绝。有人隐晦地拒绝：“我们没有这样的书系，不出两岸历史的书。”有人则直截了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也有人把《太平轮一九四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商周集团是台湾主要中文杂志及书刊出版商，旗下拥有五十多家杂志。看过书稿一个礼拜后，他们主动联系张典婉，说：“我们签约吧。”“他们觉得这本书可以抚平很多人的伤痛，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家庭都有伤痛的记忆。”张典婉说。
商周集团为《太平轮一九四九》办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会。他们包下了两层楼的老建筑“小白宫”――原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采用舞台布景的方式布置了一个“流离”的现场：旧式旗袍放在一只木箱上面，一朵百合躺在旗袍上，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旁边的衣架上，现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舞台上布满白色的花。学戏剧出身的张典婉，提出把书里部分老照片制作成展板放到舞台上。“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氛围才完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附近，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安静地落在海面上。五级风，温度25摄氏度，这是嵊泗海域这几天以来最好的天气。在距离白节山约一公里处，两艘渔船渐渐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船上站满了互相搀扶的老人，船头飘着的旗帜写着“太平轮协会赠”的字样。老人们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一分钟。之后，老人们轮流走上船头甲板，默念给亲人的祭文。
这是自1949年太平轮沉没后，61年来两岸的罹难者家属终于第一次聚到一起为太平轮遇难者举行公祭。张典婉把《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版权费捐出来，用于太平轮两岸合祭。“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沉没之日我们成立了太平轮协会。都是由遇难家属和幸存者以及对这些历史有兴趣的人组成。”之后，太平轮协会决定在2010年为太平轮事件中的遇难者举行一次两岸合祭。“海祭是家属们提出的，好几年前就提了，像张昭雄、黄似阑女士都有这样的心愿，但他们年事已高，不可能自己来处理这些事务，我们就来协调。”
2010年4月中旬，张典婉从台湾飞到内地，拜访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呈递了海祭的策划书，形式很简单，以音乐、鲜花和默念祭文为主。在承诺不烧纸，不念经的情况下，海祭策划得以顺利通过。之后，张典婉开始在嵊泗操持租渔船、买鲜花、订酒店的事情。
因为天气原因，原定于5月23日举行的海祭延迟到5月25日清晨举行。船行至离白节山一公里处，老人们互相搀扶着为亲人默哀。随后，每户人家轮流到船头甲板默念祭文。幸存者王兆阑跪在地上，对逝去的母亲和弟妹们诉说多年以来的内心歉疚，老伴在一旁细心搀扶且陪伴；黄似阑特地提前三个月折了一千只纸鹤给母亲，并带来了母亲最爱吃的花生和巧克力，四页纸的祭文，哭着说完；台湾著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将父亲的照片贴在脸上痛哭，并拿来母亲临走时的照片，让父亲看看母亲的样子，祭文念完后，花、祭文、照片一起投向大海。六十年积郁的悲伤，终于能痛快地喷涌而出。
《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后，张典婉又继续发现了更多故事，但没来得及写进书里。通过多年的采访，张典婉发现太平轮之于那个年代的象征与印记，超出她最初的判断和想象：“太平轮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非一船人的命运。”1949年，在两百万人的流离中，沉没的太平轮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上海、广州、舟山以及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类似太平轮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在不同的港口，上演着同样的生离死别，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一个告别就是一辈子。”张典婉无限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