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有余情

千载有余情

    千载有余情 :

鲁迅曾引用尼采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是完全相反的：后者距离愈大，成像则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这是社会的“透视学”，历史的“透视学”。验之以屈原，是谓确论。

诗人余光中说：“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每当听鼓声桡声人声把一条条江抬起，我就仿佛看见，这龙舟是从千年的历史河道划来，在文化的航道里竞渡。龙舟——已成为一个民族纪念不朽精魂的恒久载体。无论粽子的清香、艾蒿的苦涩，都进入寻常百姓家，化作千年习俗;诗人的遭际也进入“冤屈”这样的词语，化作典故，我就认定：端午是盈漫着文化氛围的节日!

屈原“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一生，构成他爱国爱民命运交响的主旋律。他既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伟大的“爱民诗人”。爱国的内核在爱民，爱国的目的在爱民。“爱国”而不爱民，不过假爱国以“爱己”。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他，不因身居显位而俯首贴耳唯王命是从。他与趋炎附势宵小鼠辈势不两立，他以激越的诗情与诡奇的诗篇直谏楚王。他痛心疾首的是“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恶之害公”、“方正之不容”。驱之不散的是“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的痛苦。“哀民生之多艰”，正是他诗的精魂。“一曲《离骚》山鬼哭”——普通百姓不能从文字上全部读懂他的诗句，却在骨子里与他灵犀相通，情感谐振。如果《离骚》失去了忧国忧民的血性本色，那么屈原就不成其为屈原，人民心中也不再有无限崇仰的偶像，端午节也只好另当别论。

屈原小时在乐平里(多么美好的地名：为诞生了屈平而乐的乡里)与乡亲们朝夕共处;放逐后，足迹遍及归州、郢都、溆浦，湘沅、云梦、汨罗，去的全是贫困之地。定然接触到如渔父、长老许许多多平民，他诗中有关辛夷、芝兰的描述，不是今天所谓的作家“体验生活”者所能同日而语的。文学是对人的生存的普遍关照。这个世界永远是好人多苦人多，生活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端午节，承担着永远的“民意调查”，铸就千年口碑。“哀民生之多艰”，正是端午节永不过时的话题。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啸海搜集整理过屈原的传说，收入十多本民间传说的集子，其中一个传说，讲的就是屈原的家乡乐平里有一口曾供屈原整容的照面井，好人到此越照越美，贪官一照成牛头马面。所以至今有“照面井寒奸佞胆”的说法。屈原本人，就是一面灵魂的照面井，人格的照面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屈原身后300年却并不见诸文字几乎在史书上消失。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秦兵攻陷郢都，白起火烧夷陵，屈原作为戴罪之身、亡国之民、“专政对象”，回天无力抱石沉江，虽悲愤惨烈，却哪有资格“钦史”留名?他的著作，自然也在被禁被焚之列。直到秦亡汉兴，刘项皆楚，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楚国诗人才得以在太史公笔下“复活”，散失民间的诗章重见天日，屈原的传说在底层悄悄流行。正是黎民百姓保护了屈原及其诗作，是“哀民生之多艰”者得到了回报与慰藉!司马氏一篇《屈原列传》，把传记写成了抒情诗，不是一时的疏忽，正是“屈丝”的良苦用心!

近年来有国家在争端午的文化遗产诞生地，国内一些地方也争所谓“屈原出生地”，作实用主义的伪考强证，可笑亦夫可悲。世界级、世纪级伟人从来属于全中国、全世界，屈原文化资源举国同享、全球共荣，谁可据为己有!还有人把屈原当“牌”打，无异于赌博，至少是对伟人的一种轻慢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