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
题解
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本文记述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政治主张。孟子否定了齐宣王以力图霸的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的“王道”观点,其核心也就是推行“仁政”,只有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
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则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业,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们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情的,因此,后代没有流传下来,我也没曾听说过。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道“有什么样的道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呢?”
孟子说“用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去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齐宣王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吗?”
孟子说“可以。”
齐宣王又问“您怎么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我听胡龁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牛从堂下走过,您看到了问“牵着牛上哪儿去?’那牵牛的人回答说‘要把它杀了祭钟。’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看它那哆嗦可怜的样子,这样没有罪而把它送进屠宰场。’那人便说‘那么,就不祭钟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钟呢?用只羊换它。’——不知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说“有这回事。”
孟子说“这种好心满可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都以为王是吝啬,我早就知道你是于心不忍。”
齐宣王说“对呀!的确有这样误解我的百姓。齐国虽然小,我怎么吝惜一头牛?我就是不忍看它那种哆嗦可怜的样子,这样没有罪而把它送进屠宰场,所以拿羊换它。”
孟子说“您莫怪百姓以为您吝惜。羊小牛大,用小的换下大的来,他们怎么知道您的用意呢?王若可怜牛无罪而被送进屠宰场,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宣王笑着说“这究竟是什么想法呢?我的确不是吝惜财物才用羊换牛。您这么一说,百姓说我吝惜财物是应当的了。”
孟子说“没有关系,您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因为您只见到牛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声音,便不忍吃它们的肉。因此,君子远远地离开厨房。”
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上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话好像说的就是您。我自己做了这件事,反过来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了。您老人家这么一说,对于我的心来讲,豁然明亮了。我这种心情合于王道,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假若有人向您报告说“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却拿不动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够看清秋天鸟的细毛,却看不见一车子柴火,你相信这种话吗?”
齐宣王说“不相信。”
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达到禽兽身上,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拿不起来,是因为不用力气;一车柴火看不见,是因为不用眼力;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您不肯施恩。所以您不用王道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
宣王说“不肯做和不能做在现象上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用胳膊挟着泰山跳过渤海,对别人说‘这个我不能。’这是真的不能。给老年人弯腰作揖,对人说‘这个我不能。’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所以您不用王道统一天下,不是属于用胳膊挟着泰山跳过北海一类的;您不用王道统一天下,是属于给老年人弯腰作揖一类的。
“尊敬我家里的老人,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里的老人;爱护我家里的子女,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子女。一切政治措施都这样进行,要统一天下就象在手里运转东西那样容易了。《诗经》上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就是说把这样好心扩大到其他方面就行了。所以说把恩惠由近及远地推广开去,便能够安定天下;不这样,甚至无法保护妻子儿女。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大大地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诀窍,只是善于推行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您的恩德足以达到禽兽身上,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称一称,然后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知道长短,什么东西都这样,人的心更是如此。请您考虑一下吧!
“难道您想调动军队,使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怨仇,然后心里才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为什么这样做才痛快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求满足我的最大欲望啊!”
孟子说“王的最大欲望是什么呢?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说“是为了肥美的食品不够吃的吗?又轻又暖的衣服不够穿的吗?或者为了艳丽的彩色不够看吗?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伺侯的人不够使唤吗?这些,您手下的人员都能尽量供应满足,难道您是为了这些吗?”
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这些。”
孟子说“那么王的最大欲望可以知道了。您是想扩张土地,使秦楚都来称臣朝见,统治中国,同时安抚四周的外族。不过,以您这样的做法,来满足您这样的欲望,就象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齐宣王说“竟然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严重呢。爬到树上捉鱼,虽得不到鱼,却没有后患。以您这样的做法来满足您这样的欲望,如果尽力去做,不但达不到目的,以后必定有灾难。”
齐宣王说“这是为什么?您可以说说我听听吗?”
孟子说“假设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您以为哪一个国家会打胜呢?”
齐宣王说“楚国会打胜。”
孟子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国不可以和大国为敌,人口少的国家不可以和人口多的国家为敌,弱国不可以和强国为敌。中国的土地,千里见方那样大的共有九处,齐国土地总起来,只有九分之一。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征服九分之八,这和邹国跟楚国为敌,有什么不同呢?王还是从根本着手吧!
“现在您如果发布政令施行仁德,会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的朝廷上做官,农民都想到齐国田地里耕种,商人都想到齐国的市场上做买卖,来往旅客都想通过齐国的道路,天下痛恨本国君主的人,都想到您这里来控诉。能做到这样,谁能抵挡得住呢?”
齐宣王说“我头脑昏乱,不能进一步领会你说的这些道理。希望您帮助我达到目的,明明白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试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人,假若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便也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刑罚,这等于陷害人民。哪有仁德的君主执政,却做出陷害人民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必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善良的正道,人民自然易于听从。
“今天吧,规定人民的产业,上不能够赡养父母,下不能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艰难困苦,坏年成只有饿死。这样每个人只想活命都怕来不及,哪有闲工夫学习礼仪呢?
“王如果要行仁政,何不从根本上着手呢?每家给五亩地的住宅,四周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可以穿上丝绵袄了。鸡、猪、狗这些家畜,要及时地饲养繁殖,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一户的百亩耕地,不要耽误他们耕种的时间,八口的人家,可以吃饱了。办好各级学校教育,反复地讲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至于背扛着、头顶着物件走路了。老年人都穿上丝绵袄,吃上肉,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那是决不会有的事。”
赏读
此文洋洋洒洒,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针对齐宣王自恃国力强大,欲“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雄心,及时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肯定保民的重要,又通过比喻,指出齐宣王不保民是不为,而非不能。而宣王之所以不保民而王,不推恩于百姓,他是想以力图霸。而以力图霸一定失败,只有发政施仁,才能胜利。接着,孟子从下面正面提出“制民之产”和“驱而善之”两项保民措施,并指出,实行了这两项措施,则“不王者,未之有也。”整个交谈中,孟子如舟师掌舵,中流自如,随意所之。而结构上又紧扣一个中心依据齐宣王的不忍之心,说服他行仁政,以王天下。全篇以小问题引出大道理,由远及近,步步推论,比喻生动,说理透彻,多用排比,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充沛气势。近人吴闿生评“此《孟子》中长篇文字,其气度舂容大雅,章法顿挫跌宕之妙最可玩。”(《孟子文法读本》)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王安石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囱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答司马谏议书》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回击守旧派的战斗檄文。文章高屋建瓴、言简意深、笔力千钧，充分展示了政治家、改革家的风范。
王安石早年即有“矫世变俗之志”。年轻有为，颇思进取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先后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推行变法，在理财、整军两方面革旧更新、兴国利民。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即后世所谓“钦命”，“三司”即户部、度支、盐铁，此为理财重要机构)，王安石还提出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以及设立军器监(兵工厂)，废科举，兴学校。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于“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富国强兵，加强皇权。变法在客观上产生了“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势力。以谏议大夫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纷纷反对，罗织罪名，上书弹劾。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写一封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长信(《与王介甫书》)全面否定新法。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要求王安石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回简一封，以表不失礼仪。三月三日，司马光又写信责难，并要求王安石具体答复。王安石坚定不移，刚毅果断，以“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写下这篇仅有三百五十八字的《答司马谏议书》。信中义正词严地驳斥司马光的诽谤，表明了变法到底，决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念。
《答司马谏议书》 中王安石既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又能忍辱负重，不患个人得失，足见他胸怀的宽广磊落。据史料载，王安石与司马光虽属敌对营垒，但两人私交却不错。信中开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是明证。不过王安石同时揭示两人矛盾的症结，并非个人恩怨，而纯属政见不同，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不可调和。此文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尤为世人称道。而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正是这位改革家战法的独到之处。不靠强词夺理，不搞剑拔弩张。“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篇首的一番酬答之词，说明写信原因。一方面表示虽政见不合，仍不失尊重之意; 一方面又表示坚决变法，并不希冀对方谅解。婉言中透着刚毅，自谦中含着果决，行文很讲究分寸策略。
紧接着，王安石转守为攻，驳斥政敌，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首先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将司马光推崇的“名实”当做判明曲直的前提。既然司马光信奉孔孟，言必称孔夫子。用孔子的“正名说”做为进攻武器(“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那么王安石便以名实的全不相符来揭露“名”的虚伪性。用毋容置疑的事实，作几个排比句式，逐条予以驳斥。其气势恢宏，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论证，遂得出名实不符，何罪之有的结论。几个回合，便体现出王安石机敏、巧妙、干练、稳健的战斗风格。王安石深谙政论的诀窍：“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旺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盛，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蓄势”(《古文法纂要》中的《畏庐论文》)，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正是在“敛气蓄势”。
王安石抓住政敌的主要论点，针锋相对，逐一批驳： 第一，司马光指责王安石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侵犯原有官吏的职权，是所谓“侵官”;王安石以自已变法“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名正言顺来反驳责难。第二，司马光诬蔑王安石实行新法，致使上下内外不得安宁; 王安石则认为变法“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合理合法，不为“生事”。第三，司马光斥责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为自己征敛财富; 王安石则堂堂正正，提出变法是为天下理财，合理合情，当然不是“征利”。第四，司马光指斥王安石一意孤行，自负拒谏; 王安石则认为“辟邪说，难壬人”是主持正义而绝非“拒谏”。作者以胜于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政敌强加的罪名。恰如短兵相接，刺刀见红。
接着王安石一鼓作气，驳斥所谓改革招致天下怨谤的谬论。“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固前知”三个字表现出王安石面对强攻无所畏惧，处之泰然的超然态度。守旧派定此罪名，加害于人，早为意料中之事;透过政敌咄咄逼人的围攻和虚张声势的叫嚷，看到守旧派的色厉内荏。继而文章一针见血地剖析“怨诽之多”的根本原因：一是人们的苟且积习，二是官吏的不恤国事。这切中时弊的分析当然也说明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反诘诙谐有力，一箭多雕，精妙之极。活画出守旧派气势汹汹，顽固不化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态，同时再度表示与守旧派誓不两立的决心。王安石变法仰仗神宗撑腰，“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反映宋代历史上短暂却难得的君臣同盟，这恐怕是最令司马光他们头痛心悸的事实。
尽管守旧派的围攻变本加厉，但王安石却矢志不渝。他以盘庚迁都的典故，既表明守旧势力的怨诽不会停息，同时也表明自己不“改其度”，并且决不后悔的态度。司马光在信中曾指责“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极尽信口雌黄，危言耸听之能事，而王安石不愧为一朝宰相，不避毁谤，豁达大度，但维护新政却绝不含糊。最后两个假设句，表面上引咎自责，实际上申明“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是自已的宏伟抱负。如果司马光责怪自己因为“在位久”而无所建树，那么自己知罪;而“在位久”未能在兴利除弊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自己不安之所在。其实恰恰用委婉的口吻表明作者坚持变法的心志。“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继而用更委婉的语言进一步表明坚持变法义无反顾的信念。信写至此，“傲岸之气，奋然涌出”。(《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结末，照旧彬彬有礼。使司马光碰上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然而王安石偏偏以“人言不足畏”的果敢精神，仅用三百多字便将洋洋数千言的诋毁之辞驳得体无完肤。文章以“劲悍廉厉无枝叶”(《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著称。而文如其人，“傲岸崛强，荆公天性，而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见于此”(同前)。
一封短简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容量是难以限止的。《答司马谏议书》不仅体现了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和风度，而且也表现出学问家散文家的素养和风格。王安石以他的政绩和诗文，以他的气质和素养，成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王安石的文章以“锻炼含蓄，收敛沉着”，(郭沫若《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