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它始于同治中兴时期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洋务思想,领导了洋务运动。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涉及到国防、工业、教育等领域,使当时中国的国防、工业、教育等方面逐步走向近代化。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重头戏。比如在高一的中国近代史中,曾多次出现晚清重臣李鸿章,史学界历来对其评价就大有争议,前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走向共和》,又引发了在网络媒体中对李鸿章的大肆争论。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李鸿章?中学生对李鸿章并不熟知,仅凭教材中讲到的李鸿章办洋务、签订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远不足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李鸿章其人,于是我布置了一个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写一则评价李鸿章的小论文。暂且不说这次活动效果如何,我对李鸿章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着从中国近代化这一角度认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他审时度势,把当时中外形势概括为两句话“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由于李鸿章思想较为开明,办洋务最为积极,因而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谩骂和攻击,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他以办洋务求“自强”为己任,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并雄心勃勃地表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二、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影响和评价
李鸿章所从事的近代化活动其成效虽“不足御侮”,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和富有,更没有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当时,中国军事、外交屡遭失败,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不在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上有朝廷的掣肘,下有国人的愚昧,中有保守同僚的诘难。当时有人攻击他是想“以夷变夏”的乱臣贼子。李鸿章“有倡无和”,概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甚不咋舌”;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莫名其妙的攻击;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像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李鸿章发出悲凉的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唉!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作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结合。从主观动机看,李鸿章主办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从客观效果分析,洋务运动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积极性大于消极性。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存在一个内部支配的一般规律。李鸿章的洋务实践活动,也正是表面上偶然性所支配,实际上服从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活动的进程也服从了中国近代化。
参考文献
[1]牟安世.《洋务运动》载《中学历史教参》2005年第3期
[2]鲁 洁.《历史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3]李舒瑾.《关于洋务运动性质的再讨论》载《洛阳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4]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载《东岳论从》2000年第23期
[5]朱春花.《李鸿章的功与过》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膨英明.《洋务与卖国小论》载《光明日报》1979年8月12日
[7]李时岳.《洋务派与近代工业》载《山东师范学院报》1979年第3期
［摘要］本文专论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延安史学界顺应局势需要，秉持学术敏感，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聚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当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走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经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若干根据地。从历史的前后延续来看，延安根据地政权建设其实已启动了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还表现在极富远见的新文化建设领域。史学建设作为当时红色政权制度建设中的一环，实已具有一种新文化体制的特征。延安的史学建设，不仅顺应国内局势的需要，体现了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学术中国化和学术思想通俗化的趋势，并且还在观念、方法、功能和体制上，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延安史学建设主要表现为在健全历史教育、运作研究机构、畅通交流渠道三个方面擘画长效机制。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探讨“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在战争形势下，必要的史料往往不可能获得。“为要预防书籍和原稿遭受敌机的轰炸，就得取出图书馆和藏书室中最有价值的书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研究结果获有一定的成就，那要把这些著作印刷出来又会遇到不少的困难。”1尽管如此，延安史学界依然秉持着学术敏感，并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成果，向全国学术界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
一、延安史学成果的主要渠道
延安出版的报刊杂志，不仅是红色根据地的政治喉舌，同时也是向全国其学术见解和成果的主渠道。当时，在延安新华书店，有《解放》、《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团结》、《群众》、《国防卫生》、《通讯战士》、《前线画报》、《敌国情报》、《新文字报》等十大定期刊物。在延安主要院校图书馆陈列的报刊一般都有中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历史类文章主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理论刊物《解放》、《群众》上。同时，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也不时地有一些刊载。
《中国文化》是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唯一一份学术刊物。由中国文化社创刊于1940年2月，每卷六期，出至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8月停刊。《中国文化》作为综合性学术杂志，其文章选题的涵盖可谓面面俱到，史学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较之文艺类和哲学类作品的数量，还看不出对历史学科有特别关注。但这只占《中国文化》全部文章总数10％的12篇历史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因为其中涵盖了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最新成果等当时最为热门的几大课题。
《解放》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杂志（1937年4月创刊至1941年7月）。设有“时事短评”、“论著”、“通讯”、“来件转载”、“文艺”等若干栏目，主要特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主张，讨论一般原则的理论问题。因此，《解放》周刊刊发历史类文章，通常都是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作品。其内容涉及史学著作、历史人物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等比较宏观的层面。
《解放日报》（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反映党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报道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员活动，以及当时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日报信息的即时特点，使《解放日报》选登历史类文章的内容更为多元，形式更加灵活。依据“短、平、快”的一般办报原则，大量历史知识和著作点评都紧抓时间序列，以最快的速度新鲜出炉。尤其是当副刊的有限版面多为专家、名家抢驻之时，一些文章的重心也不再囿于发展趋势的整体鸟瞰和泛泛而谈，开始逐渐转向对个别问题的深入探讨。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一书难求、一书难印的情况下，其史学成果通过学术刊物、政治和时事报刊多渠道的格局，无疑为其走向全国并形成广泛的影响拓展了空间。
二、延安史学界的争鸣聚焦
见于报刊杂志的延安史学论文，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延安史家在强调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学术科学化的主张。对此，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曾从意义、历史发展、中国化的成绩和缺点、当前具体任务和方法论等六大方面作了讨论，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中国学术的马列主义化，就是要学会一种“把握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要求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和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特殊性”。3
与此同时，杨松还提出了一个“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概念，要求纠正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艾思奇也撰文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问题作了论述，重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4
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他把整个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时代的历史学、资产阶级方面支配下的历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指出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5晚清以来，中国史学虽然出现了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及各种历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实证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趋势，但其致命伤是“以精神、心、道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输入和运用，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阶段，目前则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阶段”的判断，被认为是最有力、最科学的划分。6并说，今后中国史学的方向：“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7
叶蠖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则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分析。他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文章猛烈抨击了日本军阀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谬误的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方面所作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
他们还对历史研究应取的一般方法提出了意见。如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中指出：“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底产生、发展和衰落底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底科学。”8他希望人们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了解人类真正的历史，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工具。
叶蠖生的《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程序等提出了一些看法，主张对旧有的史料严加判别而取舍，因为“第一，它们真伪相杂，错误难免；第二，无论官修私造的历史著作，皆常有一定的阶级意识；第三，旧史著作包括很广大的范围，许多部分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四，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社会情形只能附见而已；第五，史料的深厚非常不平衡；第六，愈是接民生活的记载，愈容易为当年的历史家吐弃。”9又说：“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 10
这些，都体现了延安史家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
（2）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的争论。
八年抗战期间，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国统区和延安史家承接社会史论战的余绪，对古史分期继续有所争论。1941年的《中国文化》几乎全程载录在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上古历史阶段的辩驳。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有关殷商社会性质的讨论，期间曾先后掀起了几度波澜。
第一回合是范文澜与尹达之间的商榷。1940年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文章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工具、生产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然仍有奴隶，“但主要的却是农奴”，从有关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11
同年9月，范文澜的观点遭到了其延安同事尹达的反对。考古学者出身的尹达在《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传世文献有关殷代历史的记载，大多出自后世文人之手，其中有不少“修饰和重编”的成份，因而不足为据。他批评范文澜“以后代史料移置于前代”，以致对殷商社会性质判断有误，高估了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并认为，从考古材料看，殷代“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即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12
与此同时，《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在重庆《群众》周刊转载，郭沫若并未予以直接的正面回答，而是对殷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新的论证。他于次年起陆续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屈原研究》等文，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13范文澜的商榷文既引发尹达与之疑义相析，又促使郭沫若正式抛弃旧说，重新认识殷代社会性质，由此可见延安史学成果、争鸣聚焦的积极影响。
继尹达文章发表之后，第二回合的争论旋即爆发。谢华和叶蠖生分别撰文提出相左意见。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认为《尚书》、《诗经?商颂》、《史记》等记载“是殷代最宝贵的直接史料”，14片面地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是“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根据“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谢华对殷代奴隶国家提出三个论据，进而强调“在某种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之存在的。”15紧随其后发表《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的叶蠖生更是紧扣地下史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研究这些史料必须注意到材料的缺陷性，即是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16从殷墟发掘的考古史料中，完全可以找到“奴隶与奴隶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贫富之差、强迫劳动、金属制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它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17此后，答辩还在环环相扣得进行着。尹达在《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意见之所以分歧的中心环节，在于对殷代史料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出入。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文化》为延安史学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启发、相互质疑、相互争鸣的平台，较全面地反应了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学术走向。在这场活跃的讨论中，各家的观点虽相持不下，但学术方法论上却日趋于一致，即都认识到，“如果想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本质，必需依据正确的史料，必需正确地分析史料本身的可靠程度，才可能得到相当安定性的结论。”18
（3）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反映在一些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论文中。如《屈原思想》、《王充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纪念孙中山特辑”和《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
在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陈伯达、艾思奇特为《解放》撰文《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19对孙中山学说提出了供大家研究与讨论的新见解。陈伯达通过梳理孙中山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进程，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命运和三民主义有着决定一切的历史意义。
何思敬的《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则对孙中山评价中存在的“隐恶扬善、牵强附会、前后颠倒”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从“民族大众的立场”和“发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承认一个事实，即“孙中山在他生存期间实在亲自改变过他自己的历史。因此，在他的生活史进程有过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有过很伟大的发展。我们不能改变他的历史，也不能改变他自己改变的那段自己的历史。”20
叶蠖生撰写《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却从唯物论的立场上，批评“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说民生史观是“某些人们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因而“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解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21这种批判的激烈态度固然事出有因（主要是针对陈立夫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发挥为“唯生论”的做法），但对于孙中山民生史观本身的评价则并不公平。
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更是当时延安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的《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文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年）中大力吹捧曾国藩的做法，斥责“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22表达了他对曾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阶级义愤。同时也有借用历史批判蒋介石的用意。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这一定性批判，对建国以后史学界有关曾氏乃至晚清洋务大僚的评判都起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此外，这些报刊杂志作为延安史学界的窗口，还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经常选登一些延安史家的史学作品，如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草稿）等。在出版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解放日报》等通过节选等方式，把延安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对于扩大这些作品的影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二是以文化新闻事件或历史纪念日为背景，通过“历史知识”专栏，刊载相关评论，有针对、有时效地介绍历史知识和研究成果的概况，用快速反应机制吸引读者、凝聚人气。如1943年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历史》、1943年5月9日的《“五九”》、1943年9月7日的《“九七”国耻故事》、1943年4月28日的“纪念李大钊同志专刊”《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1944年10月7日的《辛亥革命》和1945年11月3日的《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类文章紧扣历史时间表，以简明扼要的史实和晓畅生动的表述，担负起了日常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某些关键词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著作发行难、历史知识普及难的矛盾。三是历史作品评论。如金灿然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介绍〈中国史话〉》，刘亚生的《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和燕庐的《读了〈中国历史讲话〉的意见》、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这些评论不再仅限于传递信息的初识层面，而是融真实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撰文者往往以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细腻的感受，解读着历史著作的核心要义。或赞成、或反对的读后评议，对延安地区所能见到的历史著作开展了有益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论证。
三、在内外沟通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形态因报纸期刊的出现而改变。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虽然处在一个被封锁的境遇中，但正是以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区域内外的各类信息才如缕不绝地相互传递，而有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也在其中占据着一定比重。
1945年2月17日《解放日报》刊发《关于〈盟利社〉和〈延安一月〉》，回答读者有关重庆出版《延安一月》的主要内容；1946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第3版《陈伯达等撰著“社会科学读本”》；1941年1月6日《新华日报》第2版《延安文化零讯》介绍延安新华书店最近发行了杨松、邓力群等合编之中国近代史参考材料上册……就都属于“短平快”的文化资讯。
而在行文中涉及某个学术成果的单篇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刊于1942年第七卷第九期《群众》的《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作者张燕西就先后提及“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叶蠖生著《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杨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近代历史事迹的论著，［群众］周刊曾经转载过一些”……文章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动态综述的手法密集介绍了延安地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把这些学术信息相应地贯穿到自己的行文结构中。再如，1944年6月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关于学习历史的问题》和1946年8月1日《中国学术》刊发的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都提及有一本中国通史连载于从九卷十期开始的《群众》上。借助两篇文章的他证、互证，便为后人了解《中国历史讲座》的作者情况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背景资料：即一部叫做“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的历史家范文澜、吕振羽和尹启明合写的。其中一部分已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上。23
文化信息、学术成果的异地，不仅综合反映了史学研究成果和文化领域的即时动态，也使学术交流能够很快得到学界反馈，这对引导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延安区域内外历史研究论文的异地转载主要就发生在《解放日报》、《群众》、《新华日报》等报纸刊物之间。其中，《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至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停刊。共出版3231号，出版时间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迄解放战争初期。《群众》周刊1937年10月筹办于南京，同年12月创刊于汉口，1938年10月25日从武汉撤退，继续出版于重庆。是在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理论刊物。
相互间转载最为频繁的要数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群众》周刊。报纸看重的是文章借古说今、鼓动舆论的煽动效应，而期刊瞄准更多的还是文章所具备的学术理论水平。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论文一般都有既政治又学术的双重属性，因此，相应出现了一些重要文章即被机关报刊发、又被理论刊物选用的普遍现象。其一是延安地区的史家文章多为《解放日报》首发后，再由其他报纸刊物转载；其二则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章均有延安区域外的报纸杂志首印后，再传入延安地区。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的“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交流。互动区域内外皆有源头活水，使历史研究成果在抗战时期也处在了一种良好的循环状态。走出去，可以把延安地区史学建设的成果和机制辐射到全国；引进来，可以确保延安地区始终还能与学界前沿保持密切连通，不断有新的碰撞。双向交流构筑了学术成果及时、辩论驳难的平台，这对促进中国史学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这两大传播路向表现最为集中帮父母做家务的作文的个案就是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文章之转载。以延安为考察定点，既有“引进来”的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也有“走出去”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为郭沫若研究农民战争的第一篇专门论文，用于1944年3月19日纪念明末农民战争胜利三百周年。文章“一方面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指出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亡国的主要责任、打破历来统治阶级的‘明朝亡于流寇’的歪曲历史的论调，推翻流俗关于‘李闯造反’等许多无知胡说。另一方面，也极严格的批评了李自成的失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24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来比附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为宣传唯物史观和驳斥各种谬论，郭沫若中断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转而撰写了这篇既具学术意义和又有战斗性的论文。文章发表不到一月，即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除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外，毛泽东还向党的高级干部要求：“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5于是，党中央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广为印发，据说该书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就销售告罄了，26可见一时之盛况。
1944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的《群众》和《新华日报》发表之后，《解放日报》也作了全文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要延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就此发表意见，尹达遂在1945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一文，并于四月间被重庆的《群众》所转载。尽管，大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在个别阶段的形式和顺序并未形成最后共识，但就是在这样轮回的循环交流中，唯物主义历史这一基本思想，已为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所以，周恩来也对此颇为赞赏，要求尹达“继续写文章，以便使重庆和延安两地文化工作者相互配合，开展工作。”27
行文至此，延安史学成果传播丰富多彩的世界作文机制的概貌已依稀可辨。抗战时期，无论是为了阶级革命，还是为了民族救亡，研究工作的“致用”目标始终都是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研究成果通过报纸期刊的传播，使延安史学的影响得以向外辐射，但当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选题上，刊发大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解释，那么学术传播渠道再畅通也只徒有一个大的流量，而无法使交流双方真正实现研究成果的存量递增。所以，有人总结说：“在抗战时期，空间的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工作关系，不仅影响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观点，而且对于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28
在大政方针尚属试验阶段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便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了重点扶植。虽然，制度保障确实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可当历史学介入政治事务、融于现实斗争过深后，完备的建制带来权威的导向，由体制派生而出的战时标准、战时要求导致历史视角为之一转、研究风气为之一变，意识形态的考虑渐占上风。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跌至谷底，也就因此都能从延安史学觅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注释：
1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1946年8月1日。
2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1940年7月，第9页。
3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1940年7月，第15页。
4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第126期，1941年3月，第26～28页。
5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6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7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第4版。
8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52期，1938年9月，第7页。
9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 1941年7月，第33页。
10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第34页。
11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第18页。
12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9月，第37页。
13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14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第13页。
15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第19页。
16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第39页。
17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第46页。
18叶蠖生：《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一期，1941年6月，第14页
19 《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解放》第33期，1938年4月，第5～14页。
20何思敬：《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第47页。
21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1941年8月，第54、55页。
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23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1946年8月1日。
24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民国丛书》第四编，野草出版社1945年版，第74页。
25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26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166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会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1989年版，第423页。
28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8页。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3）03―086―05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续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6页）
三、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本土化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固然在传播新知的道路上贡献厥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15]进步学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他们表述了如下观点：
（一）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吕振羽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表述。1940年，他在重庆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指出：“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范文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17]“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8]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9]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中国古典学术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20]。
（二）在吸纳本土史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分尊重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1940年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21]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22]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继承性。例如，范文澜虽然有深厚的古学功底，但当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繁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23]范文澜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这种新学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24]当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四、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 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1940年张闻天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造成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所以新文化的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的道路。“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25]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指出：“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目的是编写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读本。[26]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一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曾被指定为延安整风学习中的干部必读书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1946），力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史学通俗化运动的代表之作，编者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字生动流畅，写得饶有兴趣。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也是普及化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步历史知识的读者。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1940年）按年代顺序编辑材料，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著者还对一些文字加按语作介绍和说明。与此相关的还有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取材于古代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用平话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用传奇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形式，大力普及历史知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史学通俗化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28]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主要面向边区识字少的群众。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常识讲话”，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远古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引起蒋介石集团一片惊慌之际，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史学论著少用专业术语，基本以白话文的方式撰成，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减少了很多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这一大众传媒方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喜好，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形式生动活泼，还能有效地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限制政策。当时，“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29]抗战初期，延安首先上演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1-1943年，他先后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优秀作品也传到延安，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郭沫若的《虎符》等，此外还有延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不仅使群众学到了基本的历史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五、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这其中，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叶镬生曾说：“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30]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而毛泽东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1]毛泽东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众多史家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的旗帜，总结历史经验以昭示现实和未来，探讨中国社会“合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撰写了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时代精神的史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巴勒克拉夫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2]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学术指南，对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全新的解释，把历史看成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绝不只是在概念、范畴等技术性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改革，而且还在整体上引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与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个脚印。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有些许瑕疵。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史学研究倾向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使得史学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史学“借古喻今”之例多有发生，损害了史学“真实”性；在强调民族文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可以说，这一现象从抗战时期直至以后，与那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纠结并迅速滋长，对后来党的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5]胡 绳.胡绳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6]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79：140
[17]范文澜.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J].中国文化.1940（3）
[18]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98
[19]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第1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38
[20]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1940（2）
[22]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M].黄山：黄山书社，2005：39
[23]蔡美彪.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J].近代史研究.1990（6）
[2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1
[25]张闻天.抗战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J].中国文化.1940（2）
[26]胡 绳.胡绳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2
[27]吕希晨、何敬文.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2
[28]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N].解放日报，1941-12-13.
[29]王训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71
[30]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J].中国文化.1941（2、3）.
[31]（德）罗梅君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X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JC710025）、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号2013SJD710004）、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引进项目（项目编号：11JDG174）阶段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