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河落落范文精选3篇(全文)
夏河落落篇1
在我未到八角城之前，就听到了它的前世今生。但绝非道听途说，而是有史有据、字字确凿。讲述者是李振翼先生。几年前，我在《天水日报》副刊部工作时就闻其大名，且常常编发一些他寄来的史地随笔，可惜一直缘吝一面。这位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曾经担任过甘南州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的天水人，早年在甘南工作时就参加过八角古城的文物普查工作，并撰有《甘加八角城调查记》一文。虽然我在一册旧杂志里早就读到了那篇质朴无华的文字，但他面对面的缓慢讲述却更加精彩。
在那间隐于天水西关老巷的古屋里，李振翼先生背靠着一把雕花木椅，回忆当年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份考察八角城的遥远旧事。他连个中细节都记忆犹新地讲述，仿佛一个人在追忆逝水年华。这一次，我粗略零散地知道了八角城的历史点滴：从正南正北方位的中轴布局来看，此城当属秦汉以来古代社会典型的城堡结构风格；城墙夯筑夹棍的筑造方式与汉长城遗址完全相同；从八角城的城墙下采集到的新莽时期货币和城墙夯土下层发现的汉代陶片，都可将此城的建造时段指向汉代。
有了这些来自发掘者的基本常识，我前往八角城的步伐似乎更坚定了些。在甘南州夏河县作了简短停留后，就直奔八角城而去。出夏河县向北，穿过初夏的甘加草原，古老而神秘的八角城就在白色的达里加山脚下。六月的甘南，轻风里还裹挟着丝丝凉意，以致草势并不茂密，看上去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绿毯子。如果从蓝天、白云的草原美景中直接进入古城，一定会因为切换太快而无所适从，所以，我没有马上进入古城，而是来到达里加山的半坡上。站在香味扑鼻的野花丛中向南极目远望，草地尽头的八角城尽收眼底，虽然看不到身着袈裟来回行走的藏人，亦能看到缕缕升起的炊烟在蓝天下消失无踪——哦，我恍惚觉着，自己目睹的不是八角老城，而是一个古老的梦境。
原来，这是一座与我此前踏访过的仇池山、永泰龟城一样，有着子民常相厮守的老城。今天的八角城，村名就是八角城村，还生活着70余户居民，隶属于夏河县甘加乡，它也是附近一带最大的村子，藏汉混居，半农半牧，农作物以青稞和燕麦为主。其中，藏民约占2/3，但汉族人也会讲藏语，住藏式房屋，相处得一派融洽，其乐融融。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藏族风情浓郁、烟火气息浓厚的古城！
当然，我更喜欢它独特的八角形制。
在中国古代的城池建设史上，以正方形居多，距八角城不远处的斯柔古城遗址，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古城。然而八角城像是古城史上的一个另类，设为空心“十”字形，有八角，整个城垣有内城与外廓之分，且由护城河隔开。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就能看到从城北引来的央拉河水自东西两侧环绕全城，于城南汇合后流入央曲河。而内城空心“十”字的八角突出，每个角的外侧被截成缓和的钝角，每个外角上建有突出的墩台——如此一来，几乎城墙之下的寸土之地都处在墩台之上弓弩的射程之内。内城北侧因依山而无门，只在南面开设城门，东西两侧各置一“S”形的弯曲夹道，仅容下单骑通过，即使是手持长矛的士兵也只能竖起武器方可进入。如此独特的形制，让我在登临城墙后不禁猜度起当年兵临城下时将会发生何等激越的战争。毫无疑问，这种精巧坚固的防御工事很难被敌人攻破。因为它利用外凸的城角和墩台巧妙地消除了冷兵器时期的城池防御死角，换句话说，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舍弃一部分内城的面积而换来全局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这也正是它的精粹所在。八角城这种独一无二的城垣结构，在设计上突破惯常的方形、矩形的体系，堪称我国现存古城中的一个标本。
信步于八角城中，时不时会与一位藏民擦肩而过。他们淡定的表情里既没有对陌生来客的热情，也没有新奇之感，仿佛在昭示着一种相安无事的生活哲学，如同回到一座朴素的村落。然而，历史上的八角城却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八角城地处甘加地区，恰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的交汇地，亦是历史上羌人、突厥、吐蕃、回纥等西域部族角逐争斗的地区之一。我想，一定是连绵不息的战火才让这座屯守防御的边城有了如此奇特的形制。可我还是无法厘清，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八角城的主宰者到底换了多少茬儿。漫漶的历史因为躺进典籍而保持沉默，而鲜活的记忆证明，直到清代末年，这里只驻扎着少量士兵，民国时期才有八户人家迁到了老城西门一带，在八角城里种田，去达里加山下放牧，牛羊就栖息在城内。后来，因八角城成为夏河拉卜楞寺活佛四世嘉木样大师的属地，当地藏族人才开始迁入城中居住，八角城藏汉混居的格局才逐渐形成。
其实，八角城的名字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才叫开的。它在藏语里叫卡尔昂，意谓八角城。当我沐浴着初夏的和暖阳光，穿行于八角城的角角落落，心想这可是卡尔昂的阳光时，不免窃笑一番，而且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夏河落落篇2
在雪域高原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藏族青年,十几年来,在藏学研究这块肥沃的土壤里辛勤耕耘，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就是《安多研究》杂志主编、中国《格萨尔》学会副秘书长、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副所长丹曲博士。
丹曲1983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大学刚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夏河县拉卜楞寺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和佛经翻译工作。藏族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化，深深地感染着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翻阅整理有关文史资料，笔耕不懈。
1984年，他凭借扎实的藏汉文功底，参加了夏河县地名考察工作，走遍了夏河县的村村落落，搞清了每个地名的来由，为民政部门提供了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使一些错误地名得以纠正。
1985年，他又到甘南州博物馆从事文物普查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辛苦，但他还是走遍了甘南地区的三河一江（大夏河、洮河、黄河、白龙江）流域，摸清了新石器时代甘南古人类的活动遗迹，初步搞清了甘南的史前史，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1986年元月，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丹曲作为第一批藏学研究人员进入该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不被别人所左右。多少年来，他在藏族历史、医学、文化艺术等研究方面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汗水，是当代藏族青年学者中影响较大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之一。在藏学研究当中，他纵论古今、旁征博引，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扎实的艺术功底，把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内涵剖析得淋漓尽致。丹曲先后从著名的藏传佛教格西、学者，嘉央加措、华旦、罗桑等高僧学习了藏族《因明学》、《中观论》、《天文历算》、《语言学》等课程，遇到问题虚心请教，一定要弄个明白。他的这种谦虚、钻研、刻苦攻读的精神，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和厚爱。期间，他撰写了多篇具有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为藏学研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他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学院院长、第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委托，给拉卜楞寺文化学习班讲授汉语文，结合教学，他编写了内容充实的《藏族历史概要》教材，使甘肃省佛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既学到了汉语文知识，又对藏族历史有了系统的学习。
1995年，丹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藏族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通过进一步深造，使他在藏学研究领域里崭露头角。
1998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丹曲又回到藏学研究所。他用百倍的努力，在三尺案头挥洒青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书写春秋，用一颗炽热的心拥抱他所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仍旧埋头工作，渴了，喝一杯浓茶；饿了，啃一包方便面，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成果。
从事藏学研究以来，丹曲先后在《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藏研究》、《西藏艺术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等部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安多地区藏族绘画概述》等40余篇。其中，《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等论文分别获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优秀论文奖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资料》等报刊杂志转载。近年来他出版的专著有：《拉卜楞简史》、《安多地区藏文化艺术》、《拉卜楞史话》。这些研究课题构成了他自身藏学研究的两大特色，即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和拉卜楞寺专题研究。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独具魅力，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丹曲将这一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完成了专著《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该书将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与整体的藏族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兼容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独特风貌，赢得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赏。丹曲的《拉卜楞简史》和《拉卜楞史话》引起藏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又出版了专著《甘肃省藏传佛教寺院录》,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他还曾应邀参加“92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和“96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由国家民委、北京电视台等部门组织专门的摄制组，联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话说〈格萨尔〉》，丹曲是从事格萨尔学研究的硕士，遂被邀请为该剧组的翻译和责任编辑。追寻着英雄格萨尔的足迹，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寻访了60多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为此后的史诗研究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200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撰写了学术论文《凝固在黄河源头的历史――藏民族灵魂观念的现代遗存》、《魂寄山水间――藏民族圣山圣湖崇拜及其生态意蕴探幽》等。与此同时，丹曲在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甘肃藏族史》，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甘肃藏族历史研究的空白，书中较好地把握了甘肃藏族的整体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现实意义，正如藏学专家陈庆英先生所言，该书“是在藏族历史的研究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这又构成了他从事地方民族史的特色。2004年5月，丹曲撰写了毕业论文《〈格萨尔〉所反映的山湖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文中涉及到藏族古代宗教、文学、哲学等重大学术领域，抓住了格萨尔学的精髓，论文的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论文资料选择精当，考辨准确，运用合理，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于7月份获得了博士学位，为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
2004年10月底，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专著《萨迦王朝的兴衰》。
丹曲出生在河西走廊，长期在甘南拉卜楞藏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从一个牧民家庭走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苦苦追求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为繁荣藏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出于对家乡和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以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苦钻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扎实丰富的艺术积累，终于完成了很有分量的6本学术专著。他兼通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能够自如使用国内外文献资料，擅长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藏学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2004年6月份，丹曲又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博士后工作站录取，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在段晴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专门从事题为《藏文文献中的“李域”（于阗）研究》的课题研究。
目前他一方面在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主持工作，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是中国藏学界的后起之秀，从他那充满自信和刚毅的目光中，他对藏学研究充满了坚定必胜的信念，这位还不足40岁的藏族学者正在勇攀世界高峰，相信他在藏学研究方面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本组照片由毛辉成提供）
歌颂祖国的作文夏河落落篇3
新西部诗群中不断向浪漫主义高峰发出冲刺的是甘肃“绿原”诗人群。20世纪80年代中期合作民族师专汉语系创办内刊《绿原》，主要刊发学校师生的诗歌习作。1986年，著名西部诗人阿信、桑子被分配到合作师专工作。在他俩的影响下，以《绿原》为基本阵地，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群体，他们中有：阿垅、雪山魂、李继忠、牧风、瘦水、嘎代才让，高志俊、王生福以及稍后的王小忠。另外，还有一些甘南附近的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经常在《绿原》上发表诗作，交流看法和诗艺，如：扎西才让、李志勇、敏彦文、完玛央金、杜鹃、王力等。
一、独特的意象与主题
绿原诗人群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绿原诗人群诗歌的意象代表是阿信的“菩提树”与９０年代桑子的“与丑的抗争”。
“菩提树”的意象里，散发出的是阿信对青春选择无悔的宣言以及对纷繁世界的冷静思考。青年时期的阿信从内地来到甘南大草原。这块土地，雄奇、壮丽，同时又死寂、荒远。然而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成就了诗人阿信，他如同一个骑象而来的王子，周围是四株菩提树。他可以尽情地挥毫泼墨，而没有外界的过多诱惑。他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感谢甘南草原对他的恩赐。世界太热/一个骑象而来的王子在河边小便、裸袒、不吃不喝/他的身边：四株菩提。在草原与内地的二元对照中，诗人认为活在繁华地区太累，太无聊，到是生活在这广袤的大草原无拘无束，反而可以作一个纯粹的诗人。所以，诗人不无感慨说：如果把它从寺院移开，栽种到/我所熟悉的一处场景（兰州某高校的操场边）/那它就是/四株丁香。
“菩提树”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藏文化由衷地尊崇。诗人最真切的诗情都是对草原人民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从玛曲的年图乎寺到夏河的若尔盖，诗人的足迹遍布草原的角角落落。“菩提”（而不叫丁香）既然生在草原，那它就是永远与它同在的草原人民的化身。他我的理想作文开头们对生命虔诚，对自然虔诚，而这一切正好是诗人得“道”的前提。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追寻“橄榄树”走到９０年代“与丑抗争”的桑子。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方面：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劳动人民永远的信任。如果说，年轻时候的桑子还在“遥想着天空/遥想着飞鸟/要到天之外去觅食/如何能够衔回那根橄榄枝呢（《为了生活》），９０年代的桑子已经明白沦丧、忧伤、罪恶和惊恐有多么强大，因此他踏上漫长的精神苦旅，踩着火与剑的舞蹈，作一名寂寞的斗士。他相信真正的圣洁者不会为了在火刑柱上铭刻各自的全名，而丢下宁静的劳作。尽管世界充满罪恶，但每个劳动者始终是冰清玉洁。
二、“感恩”的诗绪
绿原诗人群的主流情感是清新的、惬意的、对自己所处的境遇是满意的，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幸运儿。甘南处于青藏高原与内地的前沿，这里塑造了甘南人的英雄气概，恬静、封闭、阳光充足，又极容易产生浪漫情调。除了老师辈的阿信和桑子外，绝大多数绿原诗人生活在和平年代，生活经历简单，“牧歌吟唱”是他们诗歌的主体情感。王小忠的“母亲”就不同于桑子的“中国母亲”。桑子的“中国母亲”是苦情女人，而小忠的“母亲”是和杏花一样的母亲，儿子把春天的阳光拴在身旁，感怀一地杏花深处的温暖。还有在深夜，听卓嘎唱《出塞曲》的嘎代才让，对琴、棋、书、画痴迷的阿垅和在梦中期许“叶子”款款幸临的花盛。
纵观绿原诗人普遍泛滥的“感恩”情调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这种浪漫诗绪正是民族传统、环境因素、时代焦虑与诗人个人气质的一种“契合”。感恩的诗绪并不是说绿原诗人这里就没有质疑和矛盾。正因为，诗人对外界产生的困境和无奈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才对自己生活在大自然恩赐的香巴拉表现出一种痴迷。
三、绿原诗人群对浪漫主义高度的冲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语言诗歌大兴其道作出清晰的判定，新世纪之初，“梨花教主”赵丽华又粉墨登场了。“大众化”被用来剥蚀诗歌的主题和形式。在有些西部诗人抵抗不了所谓后新诗潮的攻势的同时，我们的绿原诗人坚持了诗歌的神性写作，坚持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写作立场。敢于作寂寞的斗士，向浪漫主义的高度不断冲刺。绿原诗人群的诗歌可以说既是浪漫的，又是现代的，但主体精神是浪漫主义的。在绿原诗人成长的道路上，丑的、负的意象开始在他们诗歌中出现，但他们不会像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陷入不可知的世界而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斗士，这是绿原诗人群对浪漫主义的一个新的贡献；其二，他们还把五四时期鲁迅所开创的启蒙意识引入了浪漫主义。使浪漫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手法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积极的浪漫主义再一次焕发出青春； 第三，继承了沈从文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滤，最终又回归“和谐”，这并不违反浪漫主义的精神要旨。
本文的写作从三个方面给诗歌爱好者介绍了绿原诗人群的勃兴情况。我个人认为，他们如果继续坚持他们的诗歌操守，那么，和其他西部诗人一道引领中国诗歌革命的方向将指日可待。
王四四：甘肃合作民族师专汉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