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五篇材料]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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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争论随即鹊起。
大众传播媒介到底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早期的西方产生了大致两种态度，一种是“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另一种是“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人类在评价迅猛发展的新生事物时一向如此，
比如今天不断发展的转基因技术，有人力挺，
有人担忧。在这两种的态度的交织中，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只有经历时间的洗礼，
才能验证媒介的作用。认知总是滞后于媒介的发展，在大众传媒的初期，
乐观主义观点略占上风。
早期的乐观主义观点以美国政治学家布莱士为代表，在1984年出版的《美利坚民主国》一书中，他讨论了大众传播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关系，提出了围绕公共事件的舆论的形成需要经历四个阶段，
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分别经历了基于情绪和期待的印象形成阶段、单纯地交换或获取信息的消极阶段、通过讨论和论争而使舆论得到组织化的积极传播阶段、形成最终的合意并付诸行动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莱士提出了报刊的三种功能：
- 作为事件的报道者和讲解员的功能；
- 作为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功能；
- 反映社会上读者一般意见的“测风标”功能。
这三个功能可以使舆论超越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成为组织化的有机整体，唯有这种舆论才能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
塔尔德也注意到报刊的社会政治功能，他在著作《舆论与群集》中指出，报刊对社会的最主要贡献就是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
在报刊出现之前，社会群体的活动形态为“在本质上是保持着肉体接触的集群”，这种群体集中于同一物理空间之中，容易收到模仿、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具有情绪性和激动性。但公众是不同的，他们由“有教养、有知识、有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坐在家中，关注同样的内容，能够进行公正、冷静的思考。唯有作为公众意见的舆论才能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也是塔尔德的观点。
报刊作为将分散的公众连接为整体的纽带，在其普及过程中公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社会也由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时代前进到以“流行和革新”为主流的时代。
许多学者寄予厚望于大众传播，认为其拥有“印刷意味着民主”的力量。例如，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新资讯论》中提到，大众传媒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能让人们相互了解，也能使人们从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事业不断加剧和集中，大众传播媒介并没有成为一般公众参政的手段，反而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工具。此后，二战后，大众传播媒介的煽情化、浅薄化、低谷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招致了学者们的批评。
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效应，“麻醉”效应，清水几太郎提出了“拷贝支配”的观点。
这两种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观点，对当代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指引了研究方向。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了“电子乌托邦”的思想，尝试探究其在传播领域中的新的发展形式。
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诞生的，尽管历史没有完全满足学者们的期望，但是对它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任何一种媒介的社会影响都不能简单断定。我们不能幼稚地认为大众传播必然会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民主，也不能简单地断定它必然会招致法西斯专制或者独裁。归根结底，大众传播媒介是伴随着传播科技而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大型社会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性质的影响，关键在于它的使用和管理者，脱离社会与历史对大众传播进行道德评价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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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学试卷名词解释
- 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意见领袖对大众媒介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一般人。
-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没有传播者和受传者的概念，传播双方都作为传播行为的主体。该模式重点不在于分析传播渠道中的各种环节，而在于解析传播双方的角色功能。参加传播过程的每一方在不同阶段都依次扮演着译码者(执行接收和符号解读功能)、解释者(执行解释意义功能)和编码者(执行符号化和传达功能)的角色，并相互交替着这些角色。
强调了社会传播的互动性，将传播的双方都看作是传播行为的主体。不过这个模型有缺陷：将传播的双方放在完全对等或平等的关系中，与现实情况不符。
虽然这种模型能够体现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但并不能适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即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期待代表的“客我”。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也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主我是形式，客我是内容。互动的介质是信息，即“有意义的象征符”。
“电视人”是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成长，注重感觉和行为方式上的“跟着感觉走”。他们在狭小空间中收看电视，生活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容器人”是日本中野收提出的概念，用来形容在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状态类似一种“罐装”的容器，孤立的、封闭的。虽然“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其他人接触，但他们的社交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较弱。
只有容器外壁的碰撞，容器人更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深入自己内心的世界，这成为了人际关系中的最佳选择。
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不认可外部的强制和权威。容器人容易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不论是流行或大众现象，都可以看作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表现。
文化帝国主义源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会涌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且被支配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媒介帝国主义是在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产生的，也被称为“最后七分钟”。媒介帝国主义以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实力作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扩张，通过销售带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实现全球性文化支配，而信息产品则成为了主要的传播手段。
媒介帝国主义的特点包括：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作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扩张；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实现全球性文化支配；主要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实现。
施拉姆曾用“最后七分钟”的比喻来形容人类历史进程。如果将人类历史的万年等同于一天，那么这一天中人类文明的进展如下：晚上11点出现了原始语言（万年前），晚上11:59分出现了正式语言（万年前），晚上11:59:59分出现了文字（年前）。
古登堡发明了近代印刷术(年)午夜前秒，电视首次公开展出(年)午夜前秒，电子计算机、晶体管、人造卫星问世(分别为、、年)。施拉姆说：“这一天的前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分钟。”
“五”模式是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提出的过程模式，又叫做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首次提出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效果。这个模式第一次将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后来大众传播的五大领域，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就是沿着拉斯韦尔模式的思路形成的。
这个模式属于单向直线模式，没有提供反馈渠道，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传播的双向和互动性质。
拟态环境，即信息环境，是美国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提出的概念，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在人与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而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
大众传播的作用在于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还能通过对认知和行为的制约来影响客观的现实环境。针对大众传播所涉及的提示，可以分为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两种。
简单地描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可以参考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其中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分别代表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赖特的“四功能说”则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
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概括则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遗产传承归入政治功能，而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则属于一般社会功能。大众传播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也不见得十分确切。施拉姆分类的重要贡献是明确地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则是从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得到大众传媒广泛报道的问题、人物等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大众传媒也有着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它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负面的“麻醉作用”，人们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
与此我们还需要比较五种主要传播类型的异同，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
人内传播的特点是，虽然是人体内部的信息处理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孤立的。人内传播虽然与人的生理机制密切相关，但它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人内传播与其他动物的体内传播就没有本质区别。人内传播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应。
而人内传播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反应。人内传播是其他所有传播活动的基础，任何其他类型的传播都必须伴随着人内传播的环节，人内传播的性质和结果也必然会对其他类型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二。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人际传播的特点包括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样且方法灵活，信息意义更为丰富和复杂，具有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且互动频率高。相较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
三。群体传播是具有特定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的、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岩原勉认为群体传播是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
四。组织传播指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传播，二是组织外传播。
这两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基本过程: 社会化过程、行为控制、决策控制、冲突管理。组织传播的功能包括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决策应变、形成共识。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保障。它们的传播具有不同的特点，二者在相互促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
五。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些媒介组织包括报社、出版社、广播台、电视台以及以大量发行为目的的各种音乐、影像制作公司。
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受众”。
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大众传播的特点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
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针对社会上的一般大众而展开，被称为大众传播。这种传播特点在于，传播者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包括报社、出版社、广播台、电视台以及以大量发行为目的的音乐、影像制作公司等。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其传播活动受到特定组织目标和方针的指导。大众传播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印刷技术以及电子传播技术的进步对大众传播的发展至关重要。
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对象，包括社会上所有的“一般人”，无论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层次如何，只要他们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便成为受众之一。大众传播的信息产品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产业，其产品价值通过市场得到实现，人们必须为获得信息支付一定的费用。信息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人们对其消费主要是意义的消费，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但并不是完全缺乏互动机制，因此受众的反馈是一种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对媒介的改进和调整都有一定的帮助。
这种机制相对较弱。
大众传播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传媒组织单方面提供信息，而受众只能在提供的范围内选择和接触。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使得受众相对被动，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
以上这五个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它是从事信息的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密切相关。由于传播过程的特殊性，赋予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将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新媒介是相对于传统媒介如铅字出版、报纸、地上波广播电视等而言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增强，形成了更强的互动性。互联网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媒介之一，网上的电子信件、电子论坛等都具有充分的互动功能。
- 多媒体化和媒介功能的融合。新媒介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丰富多样的传播功能融合于一个系统之中。计算机行业中，拥有声卡、传真卡等多种功能，能够同时进行声、像、文字处理和传输的电脑被称为“多媒体电脑”。
- 媒介资源的丰富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媒介资源的丰富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化指的是在电子信号的传输方式上。
例如，以新媒介互联网为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强互动性和广泛传播性，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随时随地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也为个人和组织的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平台。
用数字压缩方式来替代传统的信号模拟方式。数字化之后，不仅信息的保真度更高，传输质量更优，而且能够节省大量的电波频率资源。
例如美国的直播电视台、日本的完美电视台等，在播放二百多个频道的广播电视节目。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传统的传播活动往往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电子通信、卫星和互联网络等新型媒介技术，则为大规模的跨国传播甚至全球传播提供了可能。
截至年底，因特网已联通了全球一百七十个国家和地区，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检索和传输。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备受瞩目。他于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包括《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被誉为“现代媒介分析的奠基人”。
麦克卢汉独特的理论给人们带来了启示。他将媒介的概念拓展至不仅包括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中的媒介，而且包括了人际互动中的所有介质。他将媒介置于一个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研究，从而使得其媒介分析更具有高度和深度。
麦克卢汉的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对冷热媒介的分类有些牵强；忽略媒介具体内容，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和实证性。
媒介是人类的延伸，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延伸到了公共领域，比如道路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广播电视则是眼耳手的延伸。
任何一部分的人体延伸都会影响整个心灵和社会，媒介传播的是媒介的特性，传播媒介本身也是一种媒介，例如报纸的内容是文字表达，书籍的内容是言语，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人们使用媒介时更加注重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在《媒介即讯息》一书中，作者强调媒介传递的真正信息是媒介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不是其所传递的具体内容。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一旦出现，其媒介本身，而非具体的内容，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并引起社会变革。
冷媒介和热媒介是两种媒介，前者需要参与者更多的主动参与才能理解，例如漫画、电话、电视，后者则提供更多信息以减轻参与者的工作，例如照片、广播、电影。
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口头传播时代，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范围非常狭窄，因此社会仍处于“部落化”阶段。但是印刷媒介的出现使得社会交流的范围扩大了，个人可以单独脱离“部落”，人类社会进入了“脱离部落化”的阶段。而在电子媒介出现后，人类的时空距离又一次被缩短，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人类社会重新进入了“部落化”的阶段。
地球村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及关系的密切程度大大增强，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旨在探讨“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由麦库姆斯和肖等学者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特点有两个方面。第一，其着眼点在传播效果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第二，其考察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综合、宏观的社会效果。该理论也暗示了一种媒介观：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不管客观或歪曲，都会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
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知觉模式。大众传媒对某个议题报道与否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其次是定向作用。大众传媒对新闻议题进行选择、突出、热点化处理，引导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最后是社会效应。大众传媒对新闻议题进行不同的评价、评论、解释，从而影响着公众对议题的态度和行动。
②显著性模式：媒介会强调少数议题，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
③优先顺序模式：传媒会按一定优先次序给予不同程度的报道，这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作的判断。
不同类型的“议题”研究（概念发展之二）：
韦弗：①个人议题：私下认为重要的问题；②谈话议题：与别人交谈、议论时受重视的问题；
③公共议题：自我感觉多数人都重视的问题。三种议题的含义和作用各不相同，在传播过程中有融合为一的可能性，传媒对后两种议题的影响更大。
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研究（概念发展之三）：
①报纸：对长期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排列”影响大，形成“议程”基本框架，可进一步对“个人议题”产生深刻影响；
②电视：“热点化效果”突出，挑出最主要的“议题”突出强调，主要影响是提供“谈话议题”。
“议程设置功能”与受众属性（概念发展之四）：
①受众对各种议题的经验程度（经验越间接，受媒介影响越大）；
②受众的媒介信息接触量（接触越多，受影响越大）；
③人际传播的频度（对媒介议程设置效果有“抑制”和“强化”两种作用）；
④人口统计学上的属性（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准高、政治关心度高以及从事高层次社会职业的人影响较小）。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和不足：
①意义：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可帮助理解传媒在形成公共意识形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有效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传媒被视为“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重新提醒人们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这有助于人们认识议程设置的本质。议程设置过程的背后存在复杂的政经和意识形态力学关系，即西方传媒和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方式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和私下放风。
这为研究这些资产阶级力图掩盖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我国的舆论导向研究有一定理论接点，对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有启发。
该理论只强调传媒“设置”和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虽然效果强大，但不能绝对化。需要深入研究传播效果，探讨媒介如何反映和影响社会议题的发展。
在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脉络中，第一时期为“子弹论”（“皮下注射论”、“魔弹论”），主要出现在初至年代。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的发展势头迅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
当时，本能心理学和大众社会论盛行。一战的宣传战史和宣传技巧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崛起。
该时期的核心观点认为，传媒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传递的信息在受众身上如同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可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传媒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
③评价: 过于夸大了大众传媒的力量和影响，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客观社会因素，并否认受众对大众传媒的选择和使用能力。
这是一种唯意志论观点，是错误的。随着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必然被淘汰。
二、传播效果研究第二时期: “传播流”研究、“有限效果论”以及“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这一时期，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被广泛应用于“传播流”、“说服性传播”的效果，以及“使用与满足”研究。
①传播流: 是指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
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指出，大众传播并没有直接左右选民投票的力量，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并非主要因素。
而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则认为，在政治选举以外的许多领域，既有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以及两极传播现象都广泛存在。
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对于《人民的选择》和《个人影响》中的许多观点做出了重要修正和补充。他认为，大众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信息流”（可以是一级的），以及作为效果或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多极的），从而将“两级传播”模式发展为“多极”或“级传播”模式。
以上三本书是“传播流”研究的三部曲，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的产生是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其间存在众多中介环节和制约因素。单一的大众传播不能左右人们的态度。从正面否定了强调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的“子弹论”观点。但也强调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的无力性，被称为“无力的大众传播观”。
②“有限效果论”年代至今，克拉帕《大众传播效果》关于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仅是众多中介因素之一，且只有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系中，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发挥作用；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不是引起受众态度的改变，而是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对既有态度的强化；大众传播产生态度改变效果需两个条件—其他中介因素不再起作用，其他中介因素本身也在促进人们态度的改变；传播效果的产生受某些心理生理因素制约；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媒介本身的条件（信源性质、内容组织）及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极力强调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被称为“有限效果论”。
③“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传播的说服效果）年代至年代，霍夫兰提出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并进行了最早的实证研究。
揭示了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效果的形成并不简单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到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也是否定“魔弹论”效果观的有力证据。
三、传播效果研究第三时期：宏观效果论
①有限效果论的效果观和理论框架缺陷：
只探讨态度和行动效果，忽略传播在环境认知中的作用；
只考察具体传播活动的微观、短期效果，忽略整个传播事业日常、综合的信息活动产生的宏观、长期和潜移默化的效果；
过分强调大众传播效果的“有限性”，会给传播实践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如降低传播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为低俗有害的传播内容的泛滥提供借口等。
②年代，对“有限效果论”的批评和反思基础上，出现新的理论模式或假说，特点：
研究焦点大都集中于大众传播从综合、长期、宏观的社会效果；
不同程度强调传媒影响的有力性；
与社会信息化的现实密切结合。
③与早期“子弹论”的不同： “子弹论”主张无条件、无中介的绝对效果；宏观效果论是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做出重新评价。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传播学五位奠基人对传播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首先是拉斯韦尔，他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全面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为两次大战之间的宣传研究刺激了动力，成为了学术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控、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并解析了传播的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和产生了什么效果”。他明确勾勒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及效果研究，对形成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卢因，他最早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发现家庭主妇在信息传播中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他指出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第三位是霍夫兰，他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领域，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与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最后是拉扎斯菲尔德，他提出了两级传播传播的概念，即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
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才能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
研究方法对于传播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法和量化分析法方法，传播学逐渐向着经验性研究的方向发展。
施拉姆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对于传播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主要贡献在于：
- 建立了最早一批专门致力于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基地，使得传播学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研究的后继之秀。
- 为人们留下了流传甚广的著作，如《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和《传播学概论》。
以下是我们设计的调查方案，旨在了解辽宁大学在校学生的日常媒介接触情况。本调查以不记名方式进行，答案无对错之分，您不必有任何顾虑。问卷中调查问题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单项选择和填空。感谢您抽出时间参与本次调查。
你的性别:
平时主要从何种媒介上获取信息:(可多选)
你所在的院系及专业:
如果看报,都看哪些
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可多选):
你看报主要是为了阅读:
选择某一媒介的标准(主要原因):
信息对你的现实生活是否有所帮助:
你每天用于读报的时间:
媒体的报道能否满足你的需要:
互联网阅读与报纸阅读,你更喜欢哪一个?
你最喜欢的报纸( ):
最欣赏它的版面是( ):
你希望在报纸上获得怎样的信息:
调查方案：
主题：辽宁大学在校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调查
调查目的：了解辽宁大学在校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及偏好，为改进学校的阅读教学提供依据。
调查对象：辽宁大学在校学生
调查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性别、平时获取信息的媒介、所在院系及专业、喜欢的报纸及其版面、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阅读的内容、选择某一媒介的标准、信息对现实生活的帮助、用于读报的时间、媒体的报道是否满足需求、互联网阅读与报纸阅读偏好以及希望在报纸上获取的信息等。
预计调查时间：3周
调查结果：将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并通过调查报告的方式反馈给学校相关部门，为改进学校阅读教学提供参考。
由于教师及学生自身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存在，课外阅读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但我们都知道，阅读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获取信息是必须不断进行的事情。那么如何获取信息呢？阅读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虽然当今社会传媒的形式繁多且发展迅猛，但有人统计，现代社会需要的各种信息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图书文献。可见，阅读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对于小学生而言，阅读是获取信息最基本的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而阅读教学分为课内和课外两方面，课内阅读为我们大家所熟知。
那么课外阅读呢？曾有人说过：“取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课外阅读对于语文教学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课外阅读不仅是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课内阅读的补充和延伸。
课外阅读的意义在于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表达能力，促进学生思维，同时也有利于心理品质的成长。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已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这为广泛的课外阅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加强课外阅读的策略研究，提高课外阅读的质量，特别进行了此次调查活动。
二、调查对象：辽宁大学崇山校区在校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三、调查时间：年月
四、调查内容与方法
(一)调查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自编选项，例如：你是否喜欢课外阅读、你课外阅读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你每周课外阅读大约多少时间、你一般在什么时候进行课外阅读、你课外阅读后有什么收获等。
(二)调查方法：问卷、谈话法。在图书馆、自习室等地发放问卷调查，要求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填写。
五、调查总结
六、针对调查提出相应的建议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篇三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群体视角下的世纪末德意志社会（学号: ）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摘要：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上半叶德国的国家走向，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德国在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在世纪末的非理性思潮中找到根源。由于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理性的德国人最终迷失于群体的盲目性并丧失理性。
关键词：德国；非理性主义；群体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篇章既令人钦佩，
又令人深感悲哀的是，德意志民族不仅为德国，也为全人类培育了一代代的巨匠和伟人，从哲学、文学、音乐到艺术等领域，闪耀着无数灿烂的群星，熠熠生辉。也曾两次将自己和整个人类卷入战争之中，带来了深重的战乱之苦。正如歌德所说：“每当想到德国人民，不禁心情黯然。他们作为个人无不珍贵可贵，但作为整体却又倍感凄凉。”“或许需要数世纪的时间，才能使高贵的精神和崇高的文化深入我们同胞的内心。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德国人长期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曾评价德国历史是一部充满极端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一切皆有可能，唯独没有中庸和节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德国人经历了一切，却从未体会到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征服欧洲，但也沦为无助的奴隶；他们享受过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经历过前所未有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为人类献上了最富洞察力的哲学家和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但也孕育出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特定的时代意味着敏锐、细腻、值得信赖和崇敬上帝，但也意味着残暴、无原则和奴役他人。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过于热爱这个世界。他们又让人感到他们不够适合为人处世。这两种特质不仅同时存在于这个国家，而且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这样的矛盾性格。
也许，歌德和泰勒的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以了解这个民族能够培养出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伟人的原因。
19世纪是德国历史和社会状况剧烈变革的时代，也是世界冲突的中心之一。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但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资本的发展需要两个重要的因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市场。资本需要国家提供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统一的市场。
从19世纪开始，德国的较强大的普鲁士联邦开始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64年，联合奥地利吞并了丹麦，夺得了丹麦控制下的部分德意志地区。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军主力被击溃，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第二年，北德意志同盟成立，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北方诸邦。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德国击败法国，次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南方诸邦被并入北德意志同盟，完成了德国统一。政治上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统一战争同步。
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伴随着战争。改革只能修补现有制度，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彻底铲除或确立新的制度。在这方面，德国也不例外。普鲁士国王统治的确立直接决定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普鲁士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军政统治的传统，使得诸如英法之类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在德国几乎无法出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近代非理性主义开始萌芽。
谈到非理性主义，我们必然要看到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历史渊源。德国人崇尚思考，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理性”在德国备受推崇。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极端的性格里蕴藏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十三世纪之前，德国一直比较繁荣和富庶，但由于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侵略扩张，大大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国内割据势力严重。到16世纪时，帝国的实权集中在勃兰登堡、萨克森等七大选帝侯手里。1810年，查理四世颁布了”黄金诏书“，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
而后期的“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如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遭受着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徒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看到人们在无助地忍受着痛苦和恐惧。当和平终于到来时，德意志已经倒在了地下，被踩成碎片流着鲜血，最受苦的是农民。
封建制度反动加强，农奴制再度复活，行会制度更是恶化，这些加在一起使得17世纪的德国农村农奴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自由农民几乎成为绝迹。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这导致了一个怪现象：在17世纪的欧洲，难得有一次德国人不反对德国人的斗争，双方都是为着外国人的利益而斗争，民族利益在德意志诸侯看来毫无价值。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德国经济差不多用了30年时间，这极大地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的战争培养了德国人好战、勇敢、严守纪律的民族性格，但也让德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德国人尚武和极端的表现在德国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启蒙运动下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也促进了德国社会精英对德意志发展的思考。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代表了理性主义的思潮。
康德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长期的国内混战之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分立，而理性主义的兴起正好满足了德国民族统一的需要，成为德国民族性格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德意志统一的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建立在统一之后的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德国帝国，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市场的需求，但也蕴含着德意志历史传统形成的好战性格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
极端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其认为自己的极端是正确的时候。在统一战争中击败宿敌法国让德国民族自信心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世界殖民主义的兴起和资本对市场和原材料的渴望也让德意志民族开始思考德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德国人意识到，由于长期分裂，世界已经被瓜分。
当自身无法获得更大利益时，危机就会出现。非理性思潮和群体主义的兴起和影响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历史条件决定了德国哲学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
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极悲观的心态逐渐被积极主动的扩张所取代。当时的哲学主要趋势是批判和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也得到了推崇。但这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像叔本华那样对生命和生存产生消极的悲观情绪，更加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尼采哲学的突出代表了这种思潮。
随着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人重新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德国社会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是唯意志论的早期形态。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说过：群体是盲目的。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帝国完美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启蒙运动一方面促使人们对自我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思考，由于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更深刻，个人的主观独立性也得到了增强，人们不再用盲目的宗教观点来解释自我存在，重新审视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个人的自主性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空前一致。
与此随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社会物质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环境污染。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社会中必然存在的。德国人对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理性思考。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信仰体系早已式微，人们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危机：信仰缺失。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另一方面则是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体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政治变化时，则是群众作为一股力量的崛起。勒庞论述了“群众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石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
世纪末的德国正是如此。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并最终把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了极致。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德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德国，理性主义在这种国家和群体概念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一暗流涌动的群体化倾向直接催生了非理性主义，导致了德国在下个世纪针对世界的两次战争。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一段话中看出这一端倪：“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于坚强的男人。”
拥有强势统治力量的男人并不会受到欺压，而是备受人们的尊敬。人们更喜欢统治者而非乞求者，他们更容易被极端主义的教义所吸引。人们不会满足于表面上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而会困惑于这种高贵自由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甚至，他们会感到被遗弃。这些人不会意识到他们被恐吓了，也不会察觉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经被粗暴地剥夺。因为他们绝对不会真正理解这些极端主义教义的含义。
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德国的历史是长期的战乱与深刻的思考的历史。正是因为经历了战乱，德国人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人的主体的重要性，从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由于不断的战乱，德国人一直将国家意志放在首位，而个人意志则被暂时抛在脑后。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每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个人不自觉地自我渺小化。
追本溯源，19世纪末期的德国非理性主义兴起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时期，德国社会陷入巨大的狂热之中，最终失去了理性。（参考文献：[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维基百科]《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
人民出版社[]姚丽丽。德意志民族精神[]。法制与社会。()[]盛薇。德国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及其原因浅析。
中国校外教育。()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篇四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新闻班冯铁成 大众传媒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当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类型和全球化进程对大众传媒业的制约和推动，
愈益受到人们的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大众传媒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
传统上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狭义上，大众传媒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种传媒(今天应包括互联网)，
这些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有被称为新闻传媒。一、 大众传播对政治的影响政治体制决定大众传播体制，
而大众传播体制又反作用于政治体制。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仔细来看，世界上相当多的政治家都是从创办或接触大众传播开始政治生涯的。例如，
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他们或亲自创办报刊，或利益报刊宣传自己的主张。还有孙中山，他创办的革命报刊，
利用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新思想并唤起民众，起到组织民众革命的作用。现今社会中，政治日益生活化，生活也日益政治化。大众传播不得不反映、表达、服务、参与政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民主对话活动日益频繁，对话已从传达一般信息发展到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探讨。敏感性问题（如选举、交通，以及当下炒得沸沸扬扬的房价问题等）需要从探讨性话题中得到一定的沟通和理解，甚至得到解决。除了依靠“新闻发布会”等人际或口头的传播沟通，还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将这种大范围的社会性话题引向持久和深入。大众传播已成为协商对话的最重要、最普遍的通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手段。
大众传播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它是具有极大潜力的经济力量。广告和新闻是我们每天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到的，有时让我们厌烦，但它们无可否认地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动态，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以我个人的观点，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让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运作，并可以大大促进不发达国家加快发展脚步，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个档次。
良性的大众传播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创造适宜的气氛和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提供动力。大众传播还是经济发展的加油站，为众多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
通过广泛传播存在商机的信息，大众传媒可以让伯乐寻觅千里马，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发挥其才华和实力。
据记载，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发展曾一度非常缓慢，这主要是由于信息传递不畅所致。后来，随着国家提倡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递的中间人，加速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让更多的人积极投身西部建设中，也让商业人士从这些信息中找到商机。而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项目的成功运营，更充分证明了大众传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除了在经济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外，大众传媒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通过广泛传播文化遗产和社会规范，大众传媒不仅让后代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情民俗，也能让成年人继续接受教育。例如，中国国家汉办举办的“大学生汉语桥”比赛，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不仅让我们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全世界了解到各自国家的文化。比赛还鼓励参赛选手通过丰富的表现形式，提升汉语能力，挖掘个人潜力，成为汉语能人。
大众传媒不仅传承着传统文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大众文化，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通过现代传媒进行传播，满足人们感性娱乐需求。
大众文化的成功传播使公众的群体意识得以转移，从而化解了之前一直纠缠不休的政治情绪。大众文化也更加突显了人们对生命、尊严和精神的关注，肯定了作为精神个体的价值。
大众传媒所呈现的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人们抱怨报纸上的信息太少，而且所呈现的新闻内容也常常“炒作”，许多报纸之间的内容也呈同质化的趋势。广播电视的娱乐性、广告性和商业化节目也占据了大量时间段，而其中很多节目则倾向于媚俗。
大众传播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众所周知，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相互联系组成的。个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和谐的统一关系，相互依存。而大众传播则以其巨大的力量将分散的个体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个集体。一方面，大众传播使各个国家、民族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地球村”的形成；大众传播也有可能使人们越来越封闭，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淡化人际关系、削弱思考能力，会导致“社会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人”就成为“社会麻醉”的一种表现。在微观层面上看，虽然大众传播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马克思的辩证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大众传播会导致社会现实失真。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复杂，人们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事实都保持接触。只能通过新闻媒介去了解。而新闻“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把关”标准对新闻进行选择，甚至会在无意或有意之间加入自己的观点、感情等，构建一种“拟态环境”，使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把“拟态环境”当作“真实环境”本身。
大众传媒造成的外在真实感导致了现实的非真实化，扩大了受众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
大众传播最终应该成为公共时事论坛的角色，帮助公众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协调公众意见成为国家和社会导航。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调查项目是烟草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调查目的是深入探究烟草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本次调查针对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种植农民、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禁烟举措对烟草工业未来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究。调查地点为苍山县烟草专卖局，调查方法为网上查阅和走访调查。调查人员为闫晨。本次调查旨在得出对社会有意义的结论。
烟草工业作为具有特殊社会属性的产业，一方面为国家税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吸烟对人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及其负面影响让人们深恶痛绝。鉴于对烟草产业复杂情感的存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烟制品具有双重属性，以及经济性的特点，使得烟草工业的税率较高，同时它也具有投入少、产值大的特点。为了保持烟草税金的财源不流失，许多国家采取了烟草专卖制度。自年实行分税制以来，烟草所纳税种主要包括中央税的消费税和所得税，地方税的城建税、营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及共享税的增值税等。其中，消费税占烟草税收的比例最大。
吸烟对人类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香烟所释放的化学物质不尽相同，但其中焦油和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是最主要的成分。吸烟会引起很多健康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癌症等，致癌作用已经得到了公认。
禁烟举措对烟草工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吸烟危害已经被广泛认知，但是对烟草工业的管制仍然需要加强。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控制吸烟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维护人民健康。
据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吸烟室是导致肺癌的重要致癌原因之一。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性是不吸烟者的倍数，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了许多倍。实际上，肺癌死亡人数中约有百分之几十由吸烟所造成。
吸烟对心脑血管的危害也是许多研究所认可的。吸烟者的冠心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以及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统计资料表明，在冠心病和高血压病患者中，有百分之多少人有吸烟史。吸烟者的冠心病发病率比不吸烟者高了许多倍，冠心病死亡率和心急梗塞发病率也高于不吸烟者。
据报道，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中的百分之几十至百分之几十是由吸烟引起的，而死亡率的增长与吸烟量成正比。
吸烟史还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的主要诱因之一。实验研究发现，长期吸烟可使支气管粘膜的纤毛受损变短，从而影响纤毛的清除功能。吸烟还可引起粘膜下腺体增生、肥大，粘液分泌增多，成分也有所改变，使细支气管容易被阻塞。
吸烟还可导致胃酸分泌增加，一般比不吸烟者增加了百分之多少。这就会致使十二指肠酸负荷增加，从而引起溃疡。烟草中的烟碱还会使幽门括约肌张力降低，使胆汁易于反流，从而削弱胃、十二指肠粘膜的防御因子。
被动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容忽视，它会促使慢性炎症以及溃疡的发生，并且使原有溃疡延迟愈合。被动吸烟是指生活和工作在吸烟者周围的人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吸进烟雾颗粒和有毒物质。实际上，被动吸烟者所吸入的有害物质浓度并不比吸烟者低，吸烟者吐出的冷烟雾中，焦油含量比吸烟者吸入的热烟雾中多一倍左右。一些研究发现，经常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的妇女，其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工作场所没有或很少被动吸烟者。
中国卷烟市场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拥有近全球消费者的一半，主要吸食中式烤烟型卷烟。卷烟作为一种习惯性嗜好品，在中国市场中式烤烟型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相对稳固。中国卷烟市场在本土中长期内仍将占有绝对的优势。
烟草行业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税收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约%，这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如果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比在%以下，国家可能会考虑取消烟草专卖制度。因为，如果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比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在卫生、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支出将远远超过收益。
烟草效益是不可能一直保持增长的。近年来烟草效益之所以有比较迅猛的发展，是因为卷烟的价格在猛涨，而人们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预计未来烟制品会朝着奢侈品的方向发展，即采取价格高、量少的策略来维持一定的税利并减少烟草的销量。
随着人们对烟草制品观念的逐渐转变，从普通消费品到高端奢侈品，烟草的收益正在逐步减少。
虽然烟草工业带来了巨大的税收，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如何进一步发展烟草工业已经成为国家职能部门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