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精选3篇(全文)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篇1

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一个地道的农民，却有着一般农民全然不同的经历。她是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过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至今仍担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被媒体称为两会“活化石”。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周恩来家中做过客，与邓小平合过影，被江泽民称作“凤毛麟角”，胡锦涛、李鹏、朱F基等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到西沟村看望过她。她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历史，因为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在其中。它们是申纪兰最宝贵、最温暖的财富…… 从只会“画圈儿”到履职楷模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经历肯定很难忘，能说一说吗？

申纪兰（以下简称申）：1954年9月，我骑着毛驴走出大山，到了县城再坐大卡车到太原，赶了几天路才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山西代表团有26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基层干部李辉3个女代表。当我知道这次代表的任务是选举国家主席时，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毛泽东选上！去北京开会前，我每晚都要认真练习画圆圈，决心要在毛泽东的名字下把圈画被遗忘的角落作文得大大的，圆圆的。在中南海怀仁堂，我和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出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见到了毛主席。在旧社会，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见到国家领袖的，妇女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又怎么能关心国家的大事？

记：您是全国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对哪一届人代会印象最深刻？

申：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届人代会上，周总理带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老人家身体虚弱，还坚持站在台上作报告，我和许多代表都流下了眼泪，不断鼓掌，总理也感动得坐下又站起来。我记得当时周总理的报告只做了一半就没能继续下去，大家只能含着泪去讨论。我曾受邀去过周总理家，向他汇报西沟村荒山绿化的战果。总理很高兴，还鼓励我多植树，说树多了可以保持水土。多少年来，周总理的话一直激励着我。

记：您从一个不识字的劳动模范，到现在成为一个履行职责的楷模，是如何做到的？

申：我上过扫盲班，也跟孩子们一起上过学堂。学会认字后，我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就轻松多了。这么多年，我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2007年，我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地抄写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前开人代会，我只会画圆圈儿。现在，每次开会前，我都会走访周围群众，把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带到会上。开会时，我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庄严地按下表决器，还要就我所关心的“三农”问题和山西的发展问题提出议案。让我高兴的是，现在人代会越来越规范，我提的每一件议案都得到了回复，哪些落实了，是怎么落实的，哪些还没有落实，问题出在哪儿，今年落实不了的，明年还可以再提，很多问题就这样逐步得到了解决。比如我提出关于尽快解决山西农村干旱地区人畜饮水困难的议案后，山西省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很快解决了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

记：60年来，您觉得咱们国家的人大制度都有哪些变化？

申：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现在的人大代初二周记500字表素质也越来越高，就拿去年来说，有九成代表受过高等教育，还有1000多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代表们的履职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开人代会虽然会期不断缩短，但民主气氛越来越浓，需要审议的事情越来越多，代表们也都能畅所欲言。每参加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也是一次提高。

记：您是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代表，向您求助的人很多吧？

申：每年我都会收到很多外省市老百姓的来信，有的是反映他们的冤屈，更多的是反映迫切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除了来信，还有许多老百姓千里迢迢来找我反映情况。对每个来访者，我都耐心接待，安排他们吃住。有一年，一位6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进门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让她有话好好说。她说她来自四川，女儿被县领导的儿子霸占了，丈夫上访却被活活打死。这样的事情让我很气愤，全国解放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有这种欺压百姓的恶霸？我一定要过问。后来，我把她的告状信转给了有关部门，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坏人终于被绳之以法。前年有一位山西其他地方的老人找到我，说他的儿子在一家企业上班，遭老板诬陷被判了刑。我对他说，你有冤我一定过问，并专门到检察院了解情况，最后为他儿子洗清了冤屈。 与时俱进带领乡亲闯市场

记：您曾担任过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申：1973年，我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因为我文化水平低，没有机关工作经验，在村里比在城里更能出上力。我如实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带着行李去了太原。到任后，我很难进入角色，不习惯坐沙发，也不习惯坐办公桌后面的大椅子。每天打开办公室的门，总有走错门的感觉。省妇联的日常事务都有分工，几个副主任各管一头，我主管全面工作，除了偶尔参加会议，在文件上签字、画圈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就找事情来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办公室，打扫完自己的办公室，再打扫公共的。第二件事是打开水，灌满自己的水壶，再把别人的水壶灌满。后来，就连打扫单位厕所的活也被我承包了。在机关食堂吃饭，我吃完饭还会留下来帮炊事员洗碗刷锅。有人说我不像个厅级干部，倒像个打杂的。我觉得有事情做心里舒坦，别的就没管那么多。

记：当年您为什么不把户口迁到省城呢？

申：当时人事部门要为我转户口，我想，户口一转我就不能算农村人了。为此，我回了趟西沟村，向几个知己讨主意，她们都说：“你天生就是个出力气的人，受人领导行，领导别人不行，你这样整天没事干，像个摆设，长期下去非弄出病不可！”这些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也拿定了主意。回到太原后，我向组织声明：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我仍要做西沟人，反正在西沟村比在省城更能出力气。组织上对我的决定很不解，我诚恳地说：“我是长在地里的庄稼，离了土就活不成，何况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沟村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村，我还怎么绿化荒山？”组织上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当了10年的省妇联主任，每年在西沟村至少挣150个工分，最多的一年挣了250多个工分。我一年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靠在西沟村的这部分劳动收入，省里给我的职务补贴，大都花在路费上了。1983年，我从省妇联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省委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啥要求也没有，只请领导让俺回西沟村。”

记：现在您还担任着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不拿工资吗？

申：从省里回来后，组织上又安排我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一再向组织声明：“当人大副主任既要有德，又要有才，俺识字不多，本事不大，当不好这个主任，对不起人民。”可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来当这个副主任，还要为我转户口，定级别，配专车，我又回绝了。我说：“我的岗位在西沟村，户口在西沟村，级别也在西沟村。”市人大几次换届，我都当选副主任，但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西沟村。我知道，我就像是一棵树、一株庄稼，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土地。

记：这么多年，听说您外出办公花的也是自己的钱？

申：我外出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很低的小旅馆，吃的也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办事，我每年的车票、住宿费少说也有几千块。但我从未在村里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花的都是国家每月发给我的生活补贴。我当了30多年厅级干部，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拿到300元补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把自己攒下的15800元钱捐了出去。

记：虽然您年纪大了，但带领西沟村的乡亲办了不少企业，很不简单！

申：时代在变，观念也得变。1984年冬天，我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地方。在河南新乡刘庄村，当时的老支书史来贺对我说：“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村石头多也是资源。”是啊，刘庄村光企业就有20多家，让我羡慕不已。考察回来后的几年内，西沟村陆续办起了铁合金厂、磁钢厂，还利用山里盛产的核桃加工成饮料。1998年，西沟村成立了山西纪兰产业公司，公司下属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西沟人家”相继在太原开了6个分部。这些年，很多人想借我的名发财，都被我拒绝了，但对群众有利的，我同意。西沟村办厂，党支部考虑到我的知名度，决定把“纪兰”的名字用到产品上。我说：“只要对群众有利，怎么都行。现在是商品社会，要把东西卖出去就得做广告，咱也得跟上形势啊！” 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

记：能说说您的家庭情况吗？

申：我和老伴张海良早年是娃娃亲，他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连级干部，回国后又到南京炮兵学院进修，后来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为了家庭，他转业后回到长治市工作，在城建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我有3个孩子，从小我就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孩子们很懂事，也很努力，大女儿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大校军医的岗位。二女儿先是修马路，后来凭自己的业绩，调到了单位公安科。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先是在长治市市政处工作，后来通过考试，成了一名乡镇武装部干事，再后来又成了一家市直单位的纪检组长。3个儿女所经历过的单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为了事业，我对家里照顾得很少，尤其是对老伴，我没能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让他受了不少委屈。1996年，老伴因病去世，我觉得这一生亏欠他太多了。

记：听说当年您在十里八乡还是孝敬公婆的榜样，能讲讲吗？

申：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不孝顺更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在外面工作再忙，回到家我都抢着干活儿，做饭、洗衣、收拾房间，见什么干什么。有一年，我公公病重，丈夫又在外地工作，里里外外都靠我一个人，我守在公公床前，喂水喂药。公公病逝后，为了照顾年迈的婆婆，我和她吃住在一块儿，睡在一个炕上，精心侍候。婆婆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为她梳头、洗脸、洗脚、洗身子，变着法儿做好吃的，给她改善生活。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婆婆活到93岁，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

记：您在20世纪60年代建的房子里住了30多年，对老屋很有感情吧？

申：我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觉得有地方住就行了。当年在省城工作时，组织上要分给我一套房子，我看到单位一个想结婚的年轻人没房子，就主动让给他了，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前些年，组织上考虑给我分一套房子，我也拒绝了。大儿子在市里没房住，只好在他爸爸办公室里住了7年。我对村里那个住过多年的老房子很有感情，那套房子里只有一张旧桌子、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这几件老式家具陪伴着我过了好多年。让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那个老屋的墙上，挂满了我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朱F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房子里连个沙发也没有，但那条长凳子却是我最爱的宝贝。因为当年李鹏总理、朱F基总理、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到西沟村来看望我时，都坐过那条凳子。2006年，村里人全都住上了楼房，我才开始盖新房子。搬家时，那些老家具我一样都舍不得扔，尤其是那条长凳子，我要保存到老，将来放到村史博物馆去。

记：生活中您有什么爱好吗？

申：平时，我最喜欢端上一碗饭，进东家、出西家地和街坊邻居聊天，谁家婚丧嫁娶、满月生日，我都出面张罗。闲下来的时候，我还会打打扑克，只是年龄大了，打着打着就犯瞌睡。年轻时，我喜欢唱歌、编歌，现在没人时也哼两句。当年开人代会时，我和郭兰英一起住，她教给我许多歌，像《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南泥湾》等，我都喜欢唱。当年村里举办拉歌比赛，我还是主力歌手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编了好多歌：西沟妇女真是行，赛过宋朝的穆桂英，事事不离场场到，每次战斗是英雄。我还编过植树歌，有这么一句歌词我一直记得：走一山又一岭，小花背上去播种。那个时候，唱得最来劲的就是《修地歌》：红彤彤的太阳，蓝盈盈的水，照耀我们来修田，不分女来不分男，300亩河滩要修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我不太喜欢，软绵绵的没劲儿。

记：您对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大家都说您生活中特别节俭。

申：金钱这东西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用来为乡亲们办事，金钱如命根一般；放在自己手里，则如过眼云烟。2001年6月，我受到全国保护母亲河委员会的表彰，李瑞环同志颁发给我2万元奖金，我捐给村里打机井，让全村群众吃上了自来水。前几年，市里代表中组部发给我5000元奖金，我也把它交给了村集体。平时我生活十分节俭，乡亲们找我借钱，只要有，我都会慷慨相助。有还钱的，我就收下；不还的，我也从未要过。邻居张根无儿无女，他患病住院，我给他拿住院费，他去世后我又给他操办了丧事。我觉得钱用到正经地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篇2

各位领导、同志们、姐妹们：

大家好！我叫贾文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现任汶阳镇孙孝门村支部书记助理。作为“巾帼建功”活动的一份子，今天能有机会在此向各位介绍我平凡而又充实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青春无悔再立新功》

记得有句话说的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拿走什么而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增添光彩”，本着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思想，到村后，我虚心学习，逐步掌握农村的相关政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勤勉敬业、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熟悉了农村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工作以后，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农村工作是繁杂具体的，也是需要我们时刻学习的。

就像每年的开年大戏一样，____年我村的开头彩是以肥城市在我村召开计划生育现场会作为契机的。春节过后的一个月里，为更好地协助我村的计生干部做好迎检工作，我经常跟着村计生主任、妇代会主任一起跑村组入农户，摸清底子，建好台帐，做好各种日常性工作。一忙就是一整天，中午有时也顾不上回家吃饭。在档案材料整理齐备的基础上，书记又把现场会解说员的任务交给我。我深知解说的重要性—工作干得好也是需要宣传效应的。一遍又一遍的演练，一遍又一遍的琢磨怎么解说会更加到位。当时的我把参观路线走了近百遍，时间也计算准确，不敢有半点的失误。____月16日，肥城市计划生育现场会在我村完满落幕。我们村的现场准备工作得到了全镇上下以及市计生部门的一致好评。我知道，这里面，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之外，更多的是镇计生部门及妇联部门对我村工作的扶持，在这个过程里，我感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与爱护的同时，更多看到各项工作开展的繁复与连接性，因为这些，我更加了解农村，了解这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广阔的天地。

孙孝门村前些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村内主干道已经全部完成，四通八达。但是从我们村到邻村还有条生产路路况很差，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给群众的生产生活特别是两村学生的上下学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群众修路的愿望十分迫切。为解决这一难题，村两委决定将这条生产路修好，并向镇党委、政府申请批准。在那段时间里，我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不断地往返于镇、村，人被晒得黑了一圈。终于，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而且按照村村通工程每公里道路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事情总不能像预期的那样一帆风顺。修路时需要把群众种在路边的一些作物和树木毁掉，有些群众想不通，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我们就不断地入户走访，解说修生产路的好处及提供的方便，这个过程中我们可没少碰钉子，真可谓“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还好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农户同意了，并且及时按照省里关于地上附属物的相关赔偿标准对涉及到的农户进行了赔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因为这条生产路牵涉到我们村和邻村，按照当初的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就会只占用我们村的耕地。并且我们村的人均耕地面积比邻村要少得多，当时和邻村临界的群众就不乐意了，施工无法正常进行。从群众口中得知这种心态的我及时将情况反应给了村两委，并且整理成文字材料报给镇部门领导、管区领导，还多次找到施工方恳请其作出适当的方案调整，后经与邻村干部多次协商，两村共同分担修路所占的耕地面积，协调邻村适当的土地调给我们村，让我们村村民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生产路的工程终于在麦收前完工，没有影响村民的夏收夏种。

其实，在我眼里，农村工作不是枯燥、单调的，而是充满乐趣，充满快乐。农村条件艰苦，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但是这里有着最质朴的村民与最真挚的感情。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在村里整理材料，一位大娘到村委办公室，说是到年底了要村里协调一下，去跟她的小儿子要点赡养费，好过年。我知道这个大娘，有两个儿子，不是两个都不孝顺，只是孝顺的大儿子家里过的太苦了，供养着两个孩子，并且自己也身有重病，大娘说的小儿子家境蛮好的，但是尽的只是表面上的义务，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数九寒天，瘦弱的老太太冻得微微发颤，我请大娘先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然后联系了村里的道德评议会成员和村干部，并且把他的小儿子叫到了村委办公室里。村里的那些老干部从父母的操劳说起，以长辈的身份把小伙子教育了一通；我呢，就从年轻人的立场出发，把身边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事情告诉给他，并且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老人赡养的法律知识讲给他……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执拗的小儿子终于同意尽心尽力的照顾老太太，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后来，我还特意到小儿子家看望老大娘，看看小儿子是不是真的按照他说的那样去照顾老母亲。大娘把我拉到她住的那个屋，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闺女，可多亏了你啊！然后就是不断地重复，像极了家里奶奶的样子。当时，我想我只是为大娘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她竟然那么激动。通过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村民身上最质朴的情

谊，意识到他们对于道德风尚的渴望。想到就干，我把村妇代会主任和道德评议会会长叫到了一起，在那个冬天开展了全村敬老爱老的大练兵—随机到有老人家的农户查看老人的被褥干净及干燥程度、衣物整洁及保暖度还有是否有足够的娱乐活动。村里的儿媳妇们因为不想被人在背后说都暗地里叫着劲抓紧时间整理自己家老人的东西，村里老人们的脸上全都洋溢着笑容，全村上下已然形成了尊老敬老的新风尚。2010年度我村有____名婆媳被市妇联授予“好婆媳”和“互敬好婆”媳荣誉称号 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成功夹杂挫折，欢笑伴着泪光。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财富或荣耀，而是来自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村官不是官，责任大如山，有福民先享，有苦官先尝”。奉献农村是我的人生选择，选择了农村，便选择了风雨兼程，便选择了无怨无悔。作为一名女大学生村官，跟所有的村官一样，我们自尊、自强、自信、自立，我们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更有我们存在的价值！古往今来，更是有无数的巾帼英杰建功创业，开辟一片天地。梁红玉用惊天的战鼓击退百万敌军；居里夫人用镭元素铸成科学史上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江雪芹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面对屠刀从容就义；中国女排以顽强的意志拼来五连冠，把拼搏精神化成一个民族前进动力；是她们，在向世界昭示，我们伟大的女性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为世界撑起了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

朝花犹未拾，白驹已过隙。三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我发现我早已爱上了这片土地。我爱她的朝霞夕阳、春雨秋霜，爱她的书香气韵、文明幽香，爱她的诗画美景、底蕴深厚，爱她的一捻土的芬芳，爱她一缕烟的绵长，只因为她是我的家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认真履行党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主人翁的态度紧跟时代步伐，争分夺秒，爱岗敬业，努力学习，更加自爱、自立、自强，团结互助，在自己的岗位上顽强拼搏，为建设和谐社会一马当先，力争上游，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全面展示巾帼风采！在“打造中国桃都，建设美好肥城”征途中，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篇3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华诞，在国庆观礼台上二，“部级”劳模申纪兰不时被摄影机“特写”，是那样引人注目，她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人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1952年4月，申纪兰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女人都被她动员起来。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演员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但申纪兰始终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大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申纪兰觉得劳动才是自己的长处，于是跟人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以后申纪兰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

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

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但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

申纪兰一直住在西沟，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

申纪兰现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每天5点起床，打扫完卫生。在没有外来访客和电话召唤的情况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户拉家常，或者到村办工厂里了解情况，这样日复一日坚持做个“在太阳底下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