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处于天山深处的乌鲁木齐边防指挥学校的官兵们更加思念自己的母亲，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来到母亲的身边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在他们的心底，总是充满着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笔者有幸采访了这所学校的干部和学员，请他们代表全体边防军人送上对天下所有母亲的祝福：
风雨中母亲的背影
王婷，缉毒一等功臣。
从小我与父亲的关系比母亲亲一些，在当兵的第一年里，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候起我才关注母亲，慢慢体会到母亲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是多么的不容易。
可能是因为我粗心得很，我竟连自己母亲的生日都记不得，就把每年的3月8日当成母亲的生日来祝福。每年母亲节到来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从没和母亲过一次节日，都是托我姐姐帮我买礼物送给母亲，每当问母亲需要什么时，她总是说什么都不要。2006年我被评为“全国十大边防卫士”后，母亲从报纸上得知了我从事的工作是与毒贩打交道，非常危险，她经常为我的工作处境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而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消除她的担心。
记得在2005年的一天，13级台风登陆我的家乡，那一天我正好在家乡执行任务，执行任务的地点是一个离家只有15分钟距离的地方，当时狂风肆虐，我非常担心母亲的安危。但是由于执行任务，我不能到家里探望。晚上，我打电话到家，整整一个晚上家里没人接电话。这时我非常揪心，不知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我特别牵挂日思夜想的母亲。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回到了家里，看见母亲正穿着雨衣，站在水里搬家具。家里的屋顶早被狂风掀翻了，看着母亲那柔弱的身躯和粗糙的双手，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我叮嘱母亲要注意身体，当母亲得知我有任务在身时，把我推出了家门。
我一步一回头，看着母亲在雨中搬东西的背影，眼泪再也止不住，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特别没用，没有能力帮助母亲料理这个家。在今年母亲节，我要在心底大声说：“妈妈我爱你！”
母亲撑起这个家
阿不来提?阿不列孜 学员队队长天山反恐三等功臣。
提起我的母亲，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10岁那年，父亲的厂子倒闭了，家里背了一身的债务，父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在此后的12年间，母亲与我们7个孩子相依为命。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从来都没有见母亲哭过，她教育我们不要被困难压倒，要笑对人生。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每年放假对别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玩的时候，对我而言是最忙碌的时候，为了分担家里的困难，我到工地当过搬运工，到饭馆洗刷过盘子，掏过厕所，只要能挣钱，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高中毕业那年，我参加高考，母亲最大愿望就是我能考上大学，但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我不忍心让母亲再为我操劳了，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是有一门考试我有意没有考。我告诉母亲，我不想上学，我要挣钱，供养弟妹们，母亲含着泪，把我搂在怀里告诉我说，无论家里怎么困难，就是去要饭，我也要让你们7个孩子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就在这一年，新疆边防总队来到我的家乡招兵，得知这个消息后，校方极力地向接兵的领导推荐我，说我是多么的优秀、成绩好。就这样，我顺利地应征入伍了。在此后十几年的部队生涯里，当我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母亲的形象总是呈现在我眼前，她教我坚强，促我奋进。 如今，母亲已经年龄大了，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距离上一次回家探望母亲，我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自然非常惦念母亲。但是我知道家里的经济还是不富裕，弟弟、妹妹还没成家，我能省就省一点，把钱寄回家里，给家里添一把力，在母亲节时，虽然我不能回家探望母亲，但是我会打电话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
母亲带给我的奥运情缘
妮妮，女学员，来自西藏拉萨。
说起我母亲，让我最为感激的就是她带给我的奥运情缘。我的生日是8月8号，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同一天，我的名字叫“妮妮”，是奥运福娃的名字。“妮妮”代表着奥运五环中绿色一环，传递的祝福是喜悦，是美好灵魂的象征，与奥运的这种巧合让我感到十分的惊奇，我曾经调皮地问妈妈：“你是不是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知道北京要开奥运会了，特意把我生在这一天又给我取了福娃的名字。”妈妈笑着说：“是啊，你是上天送给我的奥运宝宝。”当我得知奥运吉祥物在北京开始出售时，我托人从北京给我买了一个福娃妮妮，我是越看越喜欢，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到北京去看奥运会，为各国的体育健儿呐喊助威，或者是成为一名奥运志愿者，为奥运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感激我的母亲，是她带给我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成为与奥运有缘的人。
在母亲节之际，我要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扎西德勒！”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摘要：从女作家批评、女性文学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指出莫里森在创作时借助母性之叙事视角，聚焦于黑人母亲，通过她们的感知与处境，借助读者之凝视，真实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存在的美国社会里的遭遇。她从多个角度深刻地剖析了历史语境下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父权制及白人文化殖民是自己所属种族及黑人女性受迫害并产生悲剧的根源，莫里森通过母性诉说之悲剧主题揭示美国非裔种族、非裔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表征一个民族共有的严酷生活处境。还指出莫里森母爱之歌的谱写表明其在严酷生活的历史境遇下，探寻黑人个体生存、民族文化认同及民族文化出路时对母性价值的思考，美国黑人的成长离不开母性的指引与本民族文化的滋养。莫里森母性诉说在人性道德的追问中给人类以希望。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历史语境；母性诉说；文化解析
在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在其文学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现象，在白人种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中，它体现出黑人种族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迷惘。这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特征的认同，它还具有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文化内涵。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先后发表了多部作品，探讨在多元文化与帝国主义并存的大环境下民族文化如何传承、种族如何生存等重大人类问题的同时，其女性关系之母性诉说的文化内涵也深刻揭示了女作家对身份、性别、种族、文化等人类问题的终极思考。
一、莫里森母性历史文化身份缺失之悲剧诉说
关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荷兰学者瑞恩塞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母亲作为一种身份，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文化属性等特征，莫里森作品告诫人们：在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历史语境中，如果母性文化身份缺失，民族灾难将会加重，后果不堪设想。
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刻画的人物波琳是一位典型的母性文化身份缺失的母亲形象。她是一名黑人女性，一位母亲、妻子、被白人雇佣的保姆，她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然而，作为黑人母亲，她却是白色崇美主义者，只有与白种主人一家度过的时光才“显得更加明亮，更加珍贵，更加可爱”她讨厌女儿的黑皮肤，她给予女儿的是厌恶，是一个破碎的家，波琳把爱给了白人家的孩子，而对自己的女儿不管不顾，打骂呵斥，波琳自我丢失与母性的缺失直接导致女儿佩科拉自我否定、渴求一双蓝眼睛、最终发疯的悲剧。作家莫里森采用象征意象来赋予小说主题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黑人母亲被完全白化，女儿在白化的审美标准中迷失了自我，扭曲了心灵，“蓝眼睛”作为标志，揭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从波琳荒漠般的母爱及其女儿的悲剧中，人们看到了白人文化对黑人文化在精神上的统治，看到了白人文化对黑人价值观的奴役所造成的黑人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失落。这种对黑人外貌丑陋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反映，揭示了美国黑人在后殖民时代文化上被侵蚀、扭曲的悲剧命运。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曾经说过“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绝对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与贷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准则。”莫里森借助母性诉说这一文化主题，深入到美国非裔人的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揭穿了白人种族将其中心价值观念内化在黑人心里，借以操纵黑人的文化殖民目的，波琳母女的悲剧命运让读者看到弱势文化被主流文化推入社会边缘逐步处于消亡的边界这一文化危机的后果，显示了女作家对文化霸权存在、历史文化传统失落及母性缺失所引发的对自我存在的痛苦挣扎的深刻思索。
莫里森在作品《宠儿》中聚焦了另一位难忘的母亲形象——塞斯，她曾是一名黑人女奴，一位母亲。莫里森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采用多视角、内心独自形式向人们诉说着一种畸形的、暴力的、无奈的、沉重但却又浓浓的母爱。奴隶塞斯在追求自由逃跑的过程中，面对追赶来的白人奴隶主亲手将自己的女儿杀死，也不愿让她过没有自由的生活。莫里森采用象征隐喻的创作手法通过母亲弑婴这一人间悲剧向人们诉说着这位黑人母亲无尽的辛酸与内心的痛苦，宠儿不仅仅是塞斯朝思暮想的女儿，她也是成千上万个黑人女儿的化身，……莫里森通过宠儿倒出了美国黑人对自由的向往，对没有自由地狱般生活的恐惧，尤其倒出了宠儿对失去母爱后的痛苦挣扎与绝望。作品中的意象——被抢的奶水象征着奴隶制下黑人种族被压迫被剥削以及母爱被剥夺的残酷现实，背后的苦樱桃树则隐示了种族的奴役与迫害。莫里森借助全知叙事视角道出了作品中另一位母亲——贝比·萨格斯的辛酸与痛苦，她曾经有八个孩子，但一个个都离她而去，“悬在生活的龌龊与死者的刻毒之间，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趣……她的过去跟她的现在一样——难以忍受。”白人种族炮制的奴隶制度整得她心力交瘁。莫里森通过《宠儿》中的母性文化主题向人们控诉了奴隶制下的种族迫害是母性畸形、暴力的根源，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就是黑人种族的血泪史：“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
莫里森借助《宠儿》中的母性诉说关注的是历史的真相与权力、文化问题：我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将来，但我可以改变过去。不是将来无限，而是过去无限，我们的过去被挪用了，很多人想把它纠正过来，我是其中之一。在强大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所塑造的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美国非裔年轻人正逐步忘却自己民族的历史，面对文化选择的困惑，面对黑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莫里森借助母性诉说母亲轼婴这一历史母题将她的思考深入到历史文化的深层内核，使得这一历史重现成为一个民族共有的严酷生活处境的表征，血腥的黑人种族历史解构了西方白人所强调的“自己居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上，从而将自己的历史性视为普遍性”这一后殖民论点。
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中的聚焦的人物露丝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婚前她依赖父亲，婚后经济上依赖丈夫，丈夫是家里君临一切的“统治者”，他掌控家庭的财权，控制家里每一位成员的情绪和命运，露丝“胆战心惊乃至呆若木鸡地开始一天的生活，又在种种鄙薄之下变得生气勃勃地结束一天”。儿子30多岁仍是长不大的“奶娃”，两个而立之年女儿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制作绒花。露丝母性文化身份缺失是导致下一代迷茫、困惑的直接原因，但这又何尝不是父权制压迫的结果，一个话语权都被剥夺了的母亲在这样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家庭里想实现她的母爱是多么艰难。父权制所压迫的并非女性本身，而是作为母亲的身份。露丝母爱的缺失还在于自己母亲的缺席，从小在没有母爱的环境下长大，黑人文化的传承在她身上发生了断裂，在面对强权的丈夫时，在家庭中被边缘化而又失语的她根本谈不上对儿女精神文化上的养育。
在这个信息时代，自从有了网络与各种聊天软件，“天涯”变“咫尺”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网络以及这些聊天软件却在悄然影响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能力。很多年轻人沉迷于这些，忽视与家人特别是老人的交流。而老年人不会使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心里难过时特别想晚霞作文找个人诉说。
我的母亲是个热心肠，不论是街坊还是同事遇到解不开的心结都愿意与母亲诉说，由于母亲生活阅历丰富，善解人意，又明事理，遇到烦心事的人往往一脸愁云进我家，一脸笑容回到家。
“话聊室”开张
一天，我刚下班回到家，看到隔壁阿姨找我母亲倾诉，我灵机一动对母亲说：“每个人都有孤单寂寞或困惑无助的时候，他们需要找人倾诉，您最会开导人，就在小区开一家‘话聊室’吧，专门劝导人、安慰人。”母亲听了我的意见后，觉得不错。她认为：人与人面对面地聊天比起虚无缥缈的网聊，更贴近人心。因为，面对面的聊天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诉说者也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听者也更能理解诉说者的心情及不快乐之处。
在我的支持与帮助下，她在小区租了个临街的小门面，里面摆放着一长一短两张沙发，一张茶几，还有几盆长得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窗明几净，显得温馨宁静。
首战告捷
第一个光顾母亲“话聊室”的是一个叫娜娜的女研究生，她说自己坠入了情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导师。娜娜的师母温柔善良，平时对她很照顾。娜娜每天都生活在深深的自责中，但又割舍不断这段感情，简直是“痛不欲生”。
母亲安静地听娜娜讲述完她的故事，对她说：“我在读书时也有类似的感情经历，现在想想那段感情是多么的不理智和可笑。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情感纠葛，你不必太在意，因为只有经历了以后才能变成熟，对于杂乱的感情才会更有免疫力。人总是要一天天长大，也许几年以后再回头审视这段感情，你会觉得‘痛不欲生’是多么荒唐……”经过母亲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说，娜娜终于破涕为笑。
母亲首战告捷，她感到欣喜万分，还特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连续接待了三个走进“话聊室”的来访者，直到华灯初上，母亲才迈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家。一开门，我们争先恐后地送上祝贺与礼物给母亲，全家人拥抱在一起，心里暖暖的。
焕发“人生第清明节的作文300个字三年级下册二春”
母亲干一行爱一行，她很快就进入了“话聊师”这个角色。光临母亲“话聊室”的既有豆蔻年华的学生，也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既有都市白领，也有收入微薄的打工族;既有在恋爱中充满困惑的年轻人，也有面临婚姻危机的中年人。母亲对待每一个来访者都耐心开导，用心解开他们心中的疑惑，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每一个人，甚至是感动每一个人。母亲开了“话聊室”后，她的思维更加敏捷，人也变得越来越精神。母亲说：“我不仅眼界开阔，还广交了很多的朋友，心态也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我相信，这份“话聊师”工作不仅能抚慰别人的心灵，也能给母亲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