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关键词】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综述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朵美丽的浪花 作文的重要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年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断价值与意义的权威表述。在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的放大和叠加效应之下,各种社会思潮借助网络迅速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因而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

本文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以期进一步推进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对社会思潮的研究

自从托拉西第一次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观念的科学”提出以来,

西方学界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实际上社会思潮本质上作为社会生活和交往的产物,

其产生的历史伴随人类的始终,

只是到了近代以来,人们才将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研究。国外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学者对社会思潮的研究著述甚丰,

其关注于社会思潮的观点内涵、构成因素、形成机制、特征以及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社会思潮三者关系的揭示,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研究,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研究等。在后工业社会,

国外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批判主义社会思潮研究成为热点;

此外国外学者对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对人们行为及心理、交往关系重构、观念传播以及教育过程等的影响也有着敏锐的观察,并且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对我国当前网络化、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与转型时期所出现社会思潮的现状、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影响、社会思潮本质以及如何应对多元化思潮冲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竟聘演讲稿

有学者归纳总结了在当代中国,

有如下社会思潮需要注意:新自由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思潮、新殖民主义文化思潮、拜金主义思潮、利己主义思潮、伪科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普世价值等。对于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变革所致的各种社会思潮影响与冲击的问题,学界的研究大致集中在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变革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及多元社会思潮传播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影响等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多元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

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社会思潮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体现着一定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念,是判断一定时期意识形态状况的“风向标”。由于社会思潮本质上是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

而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定社会中社会意识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这一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本质反映,学者们的研究自然延展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而言,

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下方面:

。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概念研究。学者们对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展开比较分析,来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范畴,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

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和维系全民族精神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价值范畴展开探讨。

。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以及科学内涵的详细解读。学者们意识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全面解析体系的内容及结构并进行多渠道的构建,是整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前提,这个界面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展开解读、分析与论证;

学者指出这四个部分是一个严谨的体系,体现着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对客观价值关系揭示的彻底性,

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概括的准确性。此外,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学者对其进行结构分析,

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界分为思想方法、理论观点和社会心理三种具体表现形式。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意义和作用等方面的广泛探讨。学界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学科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开解读,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统摄和支配社会主义其他价值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更好地激励、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探索和重大理论创新,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和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此外,学界还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一个社会要有序协调发展和保持团结稳定,除了建立组织和制度,

保障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外,还必须形成自身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它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三、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

学术界对党中央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一命题的研究较为深入,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引领的思路,以及引领方针、引领原则、引领机制、引领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总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力来源的阐释。

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先进特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力既是内蕴的,又是随着实践创新而不断壮大和增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力反映和适应着人们对价值观的内在需要,也来自于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价值观念的积极吸纳,

体现在向人民群众宣传、传播与教育的方式方法创新之中。

。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的探讨。学界在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探讨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学者们强调有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学界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提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夯实社会主义大厦的思想基础,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性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迫切需要;

四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整合社会各层次思想意识的需要;五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六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此外,

学界对于当前加强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要性进行了积极研究。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导致社会思潮传播及其效应的放大效果,

社会思潮的传播、衍生、扩散、变异成倍增长,

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人们价值观念带来极大冲击,

也给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带来了信息管理方式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极大挑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有学者依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类型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梳理。

例如,王占锋()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中存在“合作性为主的引领”,即具有和谐、统筹意蕴,强调事物间的联系,

突出引领关系中相互协作、互为促进的态势及过程;也存在“竞争性为主的引领”,具有兼顾、包容意蕴,

强调事物间的区别,突出引领关系中相互影响、互为存在的态势及过程;还有“斗争性为主的引领”,

具有排斥、消除意蕴,

强调事物间的对立,突出引领关系中相互斗争、互为否定的态势及过程。整合以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类型,可区分为协调型引领、兼容型引领和排除型引领三种类型。

。一些学者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思潮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详细探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中,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在此情形下,有学者指出必须从思想、理论与实践三重路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思潮进行全方位的引领。还有学者认为应从理论建设、实际传播、内在管理三方面去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路径。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的深入探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在具体机制建设上有着见仁见智的见解,代表性的观点有盛秀英()提出通过制度安排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建设,包括分析预测、疏通引导机制、利益诉求机制;

刘长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协调机制这三个机制。张骥、刘云章()指出应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预测机制、对话机制、分析批判机制。还有学者指出社会思潮多样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强调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包容机制(闫莹雪,

)。

此外,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方针、原则也进行了探讨。如陈秉公()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遵循四个基本规律:即“魅力”引领、“共识”引领、“整合”引领与“信念”引领。学者们对如何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思潮进行全方位的引领,

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对策性的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相关课题的研究。

但我们在看到研究成果的同时,

仍不可否认目前存在着一定的研究不足,如理论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理论性有余而缺乏可操作性,就问题研究问题而缺少实证材料的支撑,目前整体性研究、前沿性研究较少,

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等。

对于新时期网络化背景、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挖掘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结还不够紧密,这有待于学界进行进一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究,并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究,

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参考文献:

[]孙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

[]邱柏生,张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结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桂金玉。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网络财富,

()。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为更好地履行政协职能,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省政协拟于年召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资政会。

一、指导思想

、坚持求真务实,力求对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并要求扎实稳步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政协委员通过深入基层,关注广大农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坚持探索创新,力求创造一种政协履行职能的新载体。

“资政会”是在借鉴各地政协履行职能的经验基础上,

结合我省实际履行政协职能的又一创新形式。组织政协委员通过听政、问政、议政、资政四个环节,了解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就改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会议主题

“资政会”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农村富裕、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入手,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

农村富裕之路:了解我省农民收入情况和致富途径,

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动农村走上富裕之路的意见和建议。

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了解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状况及面临的问题,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了解我省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会议方式

“资政会”以听政、问政、议政和资政的方式进行。

第一阶段:听政。听取省农委的情况介绍,主要介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和进展情况,以及采取的对策措施。

拟用半天时间。

第二阶段:问政。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相结合,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措施和落实情况。

组成专题调研组,

深入市县和农村开展调研,了解政府政令实施情况,既肯定成绩,

也不回避矛盾,

着重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建议。调研组分别由省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及相关委员、专家学者组成,吸收政府相关部门的同志参加。

调研要采取多种方式获取真实情况,既要召开座谈会,又要运用走访、暗访、案例调查等多种方式。调研要深入基层,

既要在省市、县有关委办厅局调研,也要深入各乡镇,

深入到典型的村屯。

除了调研组的调查之外,还要进行社会面的发动,广泛听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与省统计局一起制定调查问卷,

在全省范围内发放,并对问卷进行分析,提出问卷分析报告。利用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布公开电话、网站,听取群众意见。

此阶段是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拟安排~个月的时间。

第三阶段:议政。

召开“资政会”暨省政协常委会,邀请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与委员面对面议政。公布调查问卷结果,

委员们做专题调研报告、自由发言,省委、省政府领导讲话。

会上书面印发专题调研报告,

可以充分、全面地反映政府的工作,系统地提出建议。但发言时要少说成绩,着重剖析问题,提出建议。

自由发言不求全,

要求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发表专题调研报告和自由发言都实行限时。

拟安排半天时间。

第四阶段:资政。

在政协常委会上讨论、审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案。拟安排分组讨论时间,

让更多的常委发表意见,讨论透彻。

分组讨论之后召开大会,各组代表发言,最后审议通过。

省政协主席做总结讲话。

拟安排半天时间。

建议案送达政府后,

政协要跟踪办理情况,在政府答复之后,适当时间要组织专项视察。

四、组织领导

成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资政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主席会议领导下开展工作。组长由省政协副主席孙耀廷担任,副组长由省政协副秘书长刘保伟、办公厅副主任马端忠担任,

省政协相关专委会及省政府有关厅局负责人参加。抽调办公厅、研究室、相关专委会和部分委员成立综合组和个调研组。

综合组负责调研协调、起草建议案、领导讲话、对外宣传、制定调查问卷等事宜。调研组各负责一个题目。

拟由经科委牵头负责“农村富裕之路”题目,由人资环委牵头负责“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题目,由社法委牵头负责“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题目。

五、时间安排

、月中旬前向省委报告。

、月底前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农委、省统计局等部门进行沟通,做好相应准备。

、承担调研任务的相关专委会,

在月底前成立调研组,并拟定调研计划。

、月份进行部署,正式开始启动。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调查研究;反思

[作者简介]杨林霞,

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级博士研究生,上海;纪德尚,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一、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调查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剧变、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矛盾交织等转型期特有的状况都会使社会中一些深层次问题日渐突出,

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中心,围绕各项体制深层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细致地收集资料、掌握事实,客观认真地分析我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可见,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够发现和获取社会客观事实,

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解剖和分析事物发展的动因,揭示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

只有坚持客观性才不会偏离它。”““”’自迪尔凯姆之后,虽然随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不足及其时代局限性已被一一枚举,

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视野或方法,

仅从今天人们运用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来看,他所坚持的“客观性”的调查研究的准则,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

在国内,

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中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社会调查研究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学术界开始有些犹豫彷徨。展望国际,伴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阵地向欧洲的回迁,

以社会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在当代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实证主义的大潮中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质疑,

能否在实践过程中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已成为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最严厉的拷问。在这压力下,无视社会调查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所面临的诘难只会导致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歧途岔道上越走越远。

因此,结合国内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

对社会调查研究本身作出深刻的反思,不仅有利于对这个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

更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上查找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推动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性思考,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应特别引起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及人员的关注。

社会变动加剧与调查研究失灵

转型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剧烈、社会建设所遇问题之复杂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遇到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的调整,

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方面变动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的社会事实不断涌现。

相比富于变化的社会现象,社会调查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仍然主要是沿用西方社会学界的老路,甚至直接移植其量表来使用,

因而显得过于老旧和陈式化,在实践中的适用性也难免受到质疑。

同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上,

调查研究的内容重复化、狭窄化,一些亟需社会调查研究介入的领域仅因为不是热点而备受冷落。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这些所谓的“热点”“冷点”转换很快,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为追随社会热点疲于奔命,

但调查研究本身却难以深入下去,甚至草草了事。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本是社会调查研究的传统功用,但现在却出现了失灵状况,颇应引起社会学者们的进一步反思。

功利主义盛行与调查研究失值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涌人国内,一段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在较大范围内盛行开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调查研究往往被人为地当作标签,

明为社会调查,实为装饰门面;打着社会调查的旗号,

而并未认真去社会调查,结果造成了许多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同时,

在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研究人员往往为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任意削减成本,压缩人员培训过程,缩减调查研究步骤,甚至不惜修改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另外学术机构的机关化、行政化也导致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内容和结果要以上级领导的意向和喜好为指标,

而非以事实真相为根据。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错位使社会调查研究失去了原有的反映社会问题、提供对策思路的价值。

方式方法随意与调查结果失信

在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报告中,能精心挑选研究方法并严格按照一定的社会调查研究步骤进行的寥寥可数。就社会调查研究的抽样工作而言,

风笑天教授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指出,

多数学者的研究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问卷的设计大多要么过于粗糙,

要么直接借用西方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所用的问卷,忽视了调查对象的差异性特征。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水平、问题接收能力及理解能力等考虑欠足;调查人员内部对问卷问题方面的理解偏差也不能及时纠正;

同时,对调查主体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沟通鸿沟也未作充分准备。而且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在对调查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中,囿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

一般都徘徊在较低的统计分析和推论水平之上,对资料仅能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

这样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信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社会诚信缺失与调查结果失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

社会出现特有的秩序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社会诚信度普遍下降的现象。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双方面的诚信度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首先,

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单调重复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疲惫感一旦遭遇责任感的缺失,便很容易出现为完成任务而偷工减料的现象,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员对于调查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敷衍了事。

其次,调查对象一些特定情况下被问及一些特殊的问题时,往往会迫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而给出违

心的答复,即出现所谓的“社会称许性偏见效应”,

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利益诉求机制与表达机制不健全的弱势群体,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被问及敏感的、隐私性的问题时往往顾虑重重,不敢或不愿说出真实看法和观点,

使得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数据大打折扣。

更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研究主题和任务,

盲目采用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甚至仅仅以此来粉饰自己的论文成果。对于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而言。

如何解决调查结果失真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会调查研究实现价值回归的对策性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

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研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社会学界要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

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

因此,尽管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中以上所举的种种不足,甚至遭受了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严厉质疑,

但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过程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真实面目、寻求调查研究的价值回归还是可能实现的。

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思考和努力:

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

无论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国内出现对西方社会学界的效仿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但转型期国内所涌现的大量不断变化、且具有转型期本土特征的全新的社会现象仅靠借用的理论和模式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就当前情况看,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探讨并不少见,

但如何把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则是对改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首先,根据加芬克尔所提倡的“方法的独特适当性”,

要在大胆借鉴西方调查研究先进经验的同时,

结合国内社会现象的个性化特征,

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以提高社会调查方法的适用性;其次要善于引进、吸收、融合现代科学方法思想和具有实用性的操作化的技术手段,以提高调查方法的先进性;另外,

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的同时应该抽出一定的实践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和学习,以早日发展出一套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来指导具体调研实践。总之,

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应该是个开放性的体系,在发展意义上,要从本土社会独特的特征为出发点,基于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既融合传统和现代方式,

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新道路。

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

目前,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与国际上反实证主义浪潮所截然不同的是,

以调查研究为主体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仍备受推崇。

这种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正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一定的合理性。而当下我国社会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某些无序状态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显”“热”地位的同时,

也难免给有序、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带来了定位混乱和规范不足等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针对社会调查研究自身的规范性研究要跟上,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方法的归位工作,

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有效的工具系统;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应遵守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性的要求,加强自律,

无论是调查方法的应用,还是调查方法的操作,都能够自觉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而非仅把社会调查研究当做一种装饰和幌子。

总之,就是要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和规范,更好地发挥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

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年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

“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

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

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

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

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

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

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

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年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

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年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

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

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

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

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

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

年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月,

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

甚或互有攻击,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

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

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

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

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

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

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

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

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根据同样的数据,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

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

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

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

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

【】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

并因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

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年赴美留学,于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

并于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

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年春,

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

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

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

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

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年开始,

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

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

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

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

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

”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

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

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人,

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

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

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

在年月至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个自然村的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

同时还对附近个村庄的概况和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

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年月至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

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

抽样种调查。

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个农村市场、个村庄和个村的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

年月--年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

首先对中山等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个代表村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

同时又对广东省另个县的个村作了通讯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

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

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

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

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

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转贴于

稍后,

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

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

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

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

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

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

”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

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

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

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

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

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

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

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

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

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

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一、对阶级意识的无意识处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超过年时间里,

针对美国社会中的阶级意识的研究,

受到了两种独立但并非不相关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限制。其一,由于冷战的需要,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概念,

遭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怀疑;因此,这些概念不太可能受到社会学的严肃对待,特别是曾被马克思本人所使用过的一些分析术语。

其二,

美国社会学的根基开始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向“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研究范式转型,这对该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很多方面,

理查德?

森特斯()()的经典研究成为了这一双重过程的象征。该项研究实施的初衷,

是挑战此前《财富》()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研究发现――该调查发现,样本群体中有%的回答者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森特斯的研究则试图揭示美国存在着显著的工人阶级意识。

在添加了“工人阶级”这一回答选项后,他发现:在代表全国人口的调查样本(个白人男性)中,有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人阶级”这一选项;

这一发现也为其被委婉称作“社会阶级的利益群体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尽管有学者对其研究发现和解释持不同意见,森特斯的研究依然构成了理解社会阶级主观维度的一个研究典范。

从研究者运用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技术的范围而言,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从自我陈述问卷的方法到面对面的访谈方法,从电话调查法到对选举资料进行分析的方法。

不过,

一般来说,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者们更倾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依赖庞大的数据库,使用精确的抽样技术,通过统计手段对资料进行统计操作。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文献并不丰富;

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阶级认同、阶级态度、阶级政治倾向及意见等方面。

通过对上述方法的运用,某些研究者已经对阶级意识不同方面的内容有所揭示;

某些研究者并未发现阶级意识的存在;还有一些研究者虽然发现了阶级意识却拒绝其存在。

这些研究发现上的各种差别,更多地揭示了不同研究者所持的不同先入之见,

而不是他们对所在社会阶级集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认识。

无论研究者们是否将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式视作关键的理论参照(他们常常这样做),

从一个基本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对阶级意识研究而言,

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隐含着很多值得怀疑的假设。对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批评,

主要来自马歇尔(-,),他较早地提出批评并对其缺陷进行了总结。()问卷调查法将单个个体的回答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

带有某种个体主义的偏见。尽管其假设是认为,个体态度的叠加可以等同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识;

其结果是,研究者很难理解存在于某一阶级(或任何真正存在的群体)意识中的意义建构的主体间性的本质。()在问卷调查中,

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

往往被记录为某种固定和静态的东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程、变化、成熟或矛盾等方面的含义。

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的矛盾回答似乎是对立的意义表达,他们在答题解释中的犹豫不定,往往是主体间性的过程的结果;但这些,却在问卷调查中被忽略了。

()对被调查者的想法或态度的过分关注,显然限制了研究者对什么才是阶级意识的表达的考量。在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中,阶级意识往往被视作某种存在于(或并不存在于)主体思想之中的某种事实。

()这些研究还作出以下的假设:通过诱导被调查者回答各种口头问题或书面问题,人们便能知晓其关于态度、概念或信仰等方面的大部分看法。()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态度或观念被人为地与环境相分离,

因为它们是从赋予其意义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态度或观念。

尽管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阶级意识研究,其意义值得考虑,但这些意义很少得到研究者们的明确考量。不过,

在一项研究实例中,有两位研究者决定放弃使用问卷调查方法;

他们意识到:问卷调查法的局限性使研究者难以描绘工人思想中矛盾和对立的方面;而工人们本来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中。

更近的例子是艾瑞克?赖特,他意识到,

“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假定”,即人们在阶级冲突状况下表现出来的显著阶级意识,会同样显著地表现在结构化调查当中。赖特承认,

对阶级意识进行测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承认:对调查法进行批评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危及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阶级意识进行的各项研究的价值”(,)。不过,

尽管赖特作出了反思,他依然使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来对工人的态度进行分析;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给出的解释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人们的认知过程具有某种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能跨越访谈的人为环境与阶级斗争的真实生活环境;尽管结构化调查可能会产生失真,社会调查还是能够测量人们认知过程中的某些稳定的要素。

”不过,尽管社会调查或许具有这种研究潜能,其效果依然不能得到确认:因为调查并非在一系列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更不用说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下进行)。

正因为存在这一问题,《企鹅社会学词典》(-)才会用一整个条目(论“双重意识”),

来论述其中的困境:假设人们的认知过程在调查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下是相同的,会带来很多困境(等,)。

上述规则的一个著名的例外,

表现在最近一项针对加拿大邮政工人样本的信仰研究中。研究者对工人在罢工前后的信仰(及罢工期间的行动)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罢工环境使工人们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态度从妥协迈向团结;

而一旦集体行动平息下去,这种态度便仅仅在少数工人中延续)。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它强调了集体行动与内在于大多数

问卷调查中的个体信仰问的分裂状况;

就这一点而言,该研究颇具启发性。

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

至少存在着与研究阶级意识的方法与技术一样多的各种问题。通常,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被认为源自马克思的著作,它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和阶级的理论的“核心”要素。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人类的意识使“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区别开来”,

并且,尽管马克思坚持以下关于阶级关系的观点:以“自在”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逐渐成为“自为”阶级。

但据我所知,

马克思从未使用过“阶级意识”这一术语,他当然不会像许多社会学研究(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寻求的那样,

去对一群个体工人的思想立场进行命名。甚至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他或许最该为阶级意识这一术语的传播负责)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特别反对将阶级意识化约到个体的、思想的层次:“这种分析从一开始,就将阶级意识与经验所规定的意识,

以及能够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并且,“……阶级意识所关注的,

既不是个体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多么先进),也不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状况”。

提及这些,并非出于诡辩或是想参与到某种晦涩的关于“马克思学”的对话中去;

笔者的目的在于:至少某些被用来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学论点(尤其是在美国),本身便建立在片面的、存在重大误解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当阶级意识被认为是某种与个别阶级成员在特定时刻的思想或信仰相关的某种东西的时候。甚至是那些持友善态度的研究者们(他们试图改善阶级意识概念的定义以支持马克思的观点),

都是在帮助维护这样的观点――思想观念是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迈克尔?

曼从另一个角度,难能可贵地尝试澄清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认同自己是某个阶级的成员;感知本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对立;认为阶级决定特定社会的总体状况;

最后,拥有能够替代现有社会的某种无阶级社会的憧憬。这些关于阶级意识层次的划分,扩展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却很少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主体性()上面去。

马克思自己曾尝试进行一项调查研究计划;尽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其工人调查问卷中的道问题的回答率极低,显见是一次失败的调查,但它还是区别于当代针对阶级意识的各种调查研究,

这一点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设计的工人调查表,目的并非是对工人的态度、思想、自我认同、政治倾向或“阶级意识”进行调查,

而是为了收集与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相关的具体数据:如工资、报酬支付的方式、工作时间、工作安全状况等等。显然,尽管这种调查必然会收集到关于客观状况的各种主观陈述,

但马克思的兴趣是对工人进行教育。

他将问卷分发给法国的工人群体、社会主义者团体“以及任何需要它的人”,目的是推动工人群体对自身的工作状况进行讨论,

并将这作为激发阶级行动的一种方式。

对主流社会科学而言,这种做法无疑会使调查结果受到调查者主观性的“污染”。但对马克思这样希望改变世界而非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言,这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

并不存在什么不协调之处。在该项调查实施前的不到年时间里,

马克思获得的关于法国工人阶级战斗精神和组织能力的大部分知识,主要是基于工人在巴黎公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其后发生的万人的大屠杀。

无疑,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之外,

研究者们依然能对阶级成员的意识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美国,绝大多数关于阶级意识的调查研究,其所关注的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工人阶级意识,

且与研究者想象的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概念进行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很大程度偏离了马克思的构想)。研究问题的建构,通常受到马克思著名的二分法的影响:即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会使一个阶级“与资本相对立,

但它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一群体团结起来,并将自身组织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但是,这一关于“自为阶级”的表达,

往往背离了其所处的能动的、动态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斗争、团结及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战斗着”,“团结起来”并“成为一个阶级”。

尽管马克思从未给出其关于阶级的正式定义(更不用说关于阶级意识的定义了),他的著作还是提醒我们:要特别从理论上关注行动、政治动员、组织能力,以及存在于该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互动和关系之中的功能上的团结(或者是缺乏这种团结)。

对马克思来说,

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不能孤立于行动世界之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

“客观性”与“主观性”通过“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而联系在一起。不过,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倾向于从活生生的实践经验中将回答者的观念与态度抽象出来。或许,

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把握被调查者的某些重要的态度变化趋势。无论如何,裁剪马克思的概念来适应问卷调查的设计,研究者很可能会忽略那些或许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最为重要的和有趣的维度。

对那些寻求继续马克思的规划的研究者而言,情况确乎如此;因为正是这些人,致力于埋葬马克思的研究规划。

问卷调查方法中的随机抽样与标准化测量,似乎比那些系统化程度较低的研究策略更具优势;尽管如此,霍德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可以将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编码,这样获得的比较研究数据库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研究设计进行检验(等,

)。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兴趣是某些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互动的程度,那么,随机抽样的方法实际上或许是在阻碍研究者对这种关系的把握,而不是使该关系得到阐明。

这里的危险在于:追求样本代表性的随机抽样研究,可能会忽视许多最重要的因素,如重要参与者、关键制度,

以及使得这些制度变得“关键”起来的规则、原则和各种实践策略。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随机抽样的研究方法,

会“令研究者打算建构的每一客体都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对竞争群体或组织进行研究时;在这些群体或组织中,刚好只允许某个人“占据特定场域中的各种位置;

而这一特定的个体,却会对整体结构产生影响”(和,

)。

上述问题,也体现在最近的对诸多阶级意识研究文献的总结中(笔者已对其进行了批评),其研究结论是:美国并不存在什么阶级。

该研究的分析颇为谨慎,

其目的是试图对好几种阶级理论的经验证据进行评价。这些阶级理论包括:赖特关于阶级结构的示意图(,),

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

)。通过对“近期的很多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评价,金斯顿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

“……具有共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享有独特的生活经验”。

尽管金斯顿的研究有众多可取之处,但

读者在阅读了其近页的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美国存在阶级的看法后,就会蓦然发现:美国存在的并非是一个阶级,

而是两个阶级――“巨富阶级(上层阶级?)”和“赤贫阶级(下层阶级?)”。在题为“被忽略的极端值”一节中金斯顿告诉读者:上层阶级在样本中被忽略掉了,

这不仅因为其数量太少,还因为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隐私。

因此,在代表总体人口的样本中,这一阶级并未出现。而之所以忽略下层阶级,

是因为该项研究的样本划分乃是基于职业的范畴,倾向于将定义中的穷人排除在外。但是,关于美国的上层阶级,

人们知之甚多:譬如,

上层阶级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其政治动员、社会网络和群体团结,其文化实践、社会化过程和经济地位,其惯常生活,

以及它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此一来,

这个在众多历史学和民族志研究发现中或多或少支配着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上层阶级,却因为是极端值(因为它过于富裕?拥有过多的权力?

过于排斥他人?或因其太像一个阶级?),

就被“忽略不计”了。同样,由于依赖标准化的职业范畴,失业者以及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这些人曾经被视作传统的“无产阶级成员”),因类似原因而被“忽略不计”。

但是,如果某项研究的有效性要想得到认可,

就不能忽略上述“极值”群体,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这些来自全国样本的定量调查数据的定量资料。实际上,数年之前,两个研究者对这些同样的调查数据与选举研究资料进行了重新解释,

他们发现:一旦对那些原本被排除在传统样本之外的人们(如未参加选举的人、非裔美国人和资本家阶级)进行检验,

同时,将检验结果与比较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历史研究获得的资料进行比照,

那么,

研究者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关于阶级意识的具体图景(和,)。

金斯顿等人认为,民族志和历史研究所获得的资料集中关注“某一群体”或缺乏“代表性”(,),

因此,他们拒绝利用这些资料。

这样一来,他们便忽视了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的众多至关重要的方面。研究对象以及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之所以受制于研究方法和技术,

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因为各种研究方法与策略的选择,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并非中立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持有的阶级概念,其背后的理论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强调个人奋斗,忽视巨富阶层与赤贫阶层之间的阶级差异,

这令其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看法,不仅背离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思想,

甚至与其相冲突。

存在于各种阶级意识研究方法之间的种种差异,

折射出研究者对阶级这一概念持有的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包含一种历史关系,

阶级并非一种等级式位置;因此,最好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变化的、过程的和互动的现象并对其加以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阶级受到来自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由变动着的物质关系和象征关系构成的各阶级之间的表现形式与基础;外部因素包括“阶级内关系”,常常被称为“阶级形成”);

同时,阶级总是一种未生成的()社会结构,特定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于组织、解组和重组的过程中,并与其他阶级发生着冲突。

研究者常常将阶级形成的过程建构为一种双重历史过程。

该过程包含客观(如将人们配置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各种机制)与主观(如观念形态的阶级意识)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他们倾向于将阶级形成过程等同于客观内容与主观内容的分离;

尽管这种分离发生于某种历史的动态过程中,这与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不过,将阶级结构视作“阶级之间的关系”(),

而将阶级形成视作“阶级内部的关系”(-),或许能够提出某种更具价值的研究构想。

“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主观一客观二元对立关系的存在,

这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回归留下了概念上的余地;“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主观维度与客观维度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它既是客观阶级与主观阶级的体现,同时又生产着客观阶级和主观阶级。

将阶级形成看成是一种阶级内部的关系,似乎能够为研究某一阶级或阶级成员在何种程度上为成为“自为阶级”而奋斗,

提供一个更有用的概念工具。这一概念,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考量以下阶级实践形式:文化实践、集体行动、组织建构过程(或解组过程)等。上述实践形式对阶级团结和阶级定义的维系(或削弱)而言至关重要,

但阶级意识研究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实践形式。这并非要求研究者排斥对思想观念因素的考量,

而是要求他们将阶级意识置于真实的(和变动的)历史过程中去考量;正是群体或阶级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彼此问的关系,创造了这一历史过程。换言之,

必须将思想和态度置于实践、制度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思想与态度才得以形成,得以在主体之间协商并获得意义。这种对实践、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强调,

要求我们不再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视作研究的重心,而代之以对那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关系的对象进行研究。

当然,这样的研究规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

且涌现出大量研究文献。同时,这些研究表现出理论上的同质性和主题的差异性。

换言之,面对相当广泛的经验材料,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各种有限的问题。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类研究框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阶级关系与阶级形成的研究而言,

是不足为奇的);同时,

研究者们往往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最近的一些有前景的研究案例予以评论。

二、行动中的文化

在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

。。汤普森将阶级概念化为一种能动的、关系的历史过程,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经验的文化表达。汤普森的阐述对社会分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

提出了意义深远的批评(,)。通过分析,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建构自身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过程中的自我活动,

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建构过程独立于物质形式的相对自主性,

进行了揭示。汤普森的分析引起了一代社会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意识的极高的学术关注。

他也因此被后人奉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研究的鼻祖。

尽管汤普森的研究主题是“文化”,其中包括对各种象征表达模式的研究(仪式行为、风俗进化、新生社会群体对传统文化模式的运用与改变等),但他从未安于接受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他认为,

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就像“多数人认可的令人舒服的咒语,可能会使得研究者不再关注社会矛盾、文化矛盾,以及存在于整体之中的断裂与对立”(,

)。相反,汤普森

将阶级文化的表达,看成是沿着“模糊”的阶级边界而发生社会分裂的某种事物。

之所以说阶级边界是“模糊的”,是因为现代的阶级关系浮现于、世纪;

由于历史的偶然、部门与区域差异及阶级经验的关系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们发现:无论他们怎样去编织自己的“社会学之网”,都无法发现某种“纯粹的阶级样本”(,)。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产品所赋予的意义,往往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规则直接对立。

汤普森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一种文化表达,其著作拓宽了阶级意识的研究领域,

将更广泛的阶级实践、阶级表达和建构,纳入到研究的视野;

所有这些,

都是问卷调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

汤普森的研究,激发了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进行研究,并将二者看成是休闲活动、家庭仪式、邻里关系、社会俱乐部、互助团体、工会等发展过程的体现与表达。

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

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将人们的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

不过,

最近的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汤普森所发现的历史主体究竟是谁?这些研究试图挑战以下观念――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意识――他们认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更具历史局限性的“工匠”意识或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民粹主义”意识。例如,

汤普森认为:历史上世纪的工匠激进主义,成功转化为世纪的工人阶级意识(这体现在对阶级剥削的集体文化反应上);

卡尔霍恩则将社区(而不是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并将其看成是世纪工匠激进主义的基础(,),这种激进主义完全不同于(更不用说接近于)明显体现在世纪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取向。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共享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工人对剥削性社会关系(他们被嵌入到这些关系之中)的响应过程之中得到建构(阶级意识是该阶级“生动经验”的文化表达);

最近的“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们,则强调语言的力量在塑造工人意识、迈向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影响力独立于阶级而发挥作用),强调阶级经验的语言学基础和话语基础(包括性别基础)。

对话语的强调,迫使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及语言在影响意义建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有效的反思。

尽管如此,这里依然存在一种危险,

即将语言看成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以便匆忙撤退并不再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关于剥削的关系性概念。将语言看成是某种似乎完全脱离社会结构过程(而不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东西,忽视存在于这种社会结构过程中的某些群体或阶级所具有的影响对话、话语和意义的能力,

这样的研究策略,似乎无助于我们避免上文已批判过的、与问卷调查法相似的局限――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过分依赖于对态度和思想的把握。

在回应针对他的批评时,汤普森强调了这样一种趋势,要将人们看成是“处于语言牢笼之中”;这样一来,

研究者便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语言在不同场景下被创造性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群体中,

各种表现的差异与反抗的姿态,

或许不得不与支配者共存(,)。

斯腾伯格既不将话语看成是某种嵌入性力量,也不将其视作某种决定性力量,

而将分析重点集中在特定冲突场景下围绕话语和意义而展开的斗争上(,;)。他的这项研究的基础,

是对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和纺纱工人的历史分析。斯腾伯格认为:各群体间争夺的一个焦点,是围绕流行话语而展开的争夺――从本质上看,

这些冲突是围绕意义而展开的冲突,

展现出被压迫群体的破坏力。作为对斯德曼?

琼斯()、乔伊斯()和斯科特()等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斯腾伯格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之中并被这种文化所制约。因此,

阶级意识的分析焦点应该集中在对工人阶级使用、借用资产阶级话语并贴上自己的意义标签的过程进行分析,而不是关注对工人所使用的词汇的分析(,

)。

他忠告道:追寻某种“纯粹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努力,将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暗示着在社会生活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对应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叙述建议,要关注被话语及其意义所推动的社会行动者。斯腾伯格与之不同,强调社会行动者通过意义与语言进行斗争的过程的动力学机制。对斯腾伯格而言,

在罢工及其他的一些群体问发生冲突的时期,

集体认同的话语和利益话语会得到最为明晰的表达,会面临最尖锐的挑战。因此,这些斗争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

最近,在戴维?

威尔曼关于当前旧金山滨海地区政治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中,同样强调了语言这一重要因素(,)。通过对工会合同及围绕这些合同的解释而展开的斗争进行文本上的检视,

通过对工人所创造的日常语言的分析(工人创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维持对工作、生活的控制感和尊严感),

作者分析了码头工人的话语及其使用的特定工作语言(,)。

斯腾伯格强调了语言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凯迈尔多夫则认为:

“三十四条好汉”这一政治的一代(即旧金山大罢工中的经验丰富者),

对西海岸码头工人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的、持久的影响(,)。威尔曼所采取的研究路径与他们有所不同。

他认为:从根本上讲,并非是罢工行动或左翼的领导使得国际码头工人与仓储工会的积极的工联主义行动得以延续下来。其研究表明,日常的具有合同性质的工会的基本行动,构成了具有工会成员身份的激进工人的阶级文化的基础。

应该说,

威尔曼的研究能推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工人战斗精神的本质,反思日常的工联主义行动的性质。

通常而言,

对作为“意识”表达的“行动”的关注,以及对阶级动员过程的关注,在历史学和民族志叙事中,占有很大篇幅。

尽管“行动”这一术语实际上能够代表所有活动类型,但是,有两种社会行动对阶级形成问题而言最为重要:其一,阶级间的“战略遭遇”(),

或发生于日常生活标准范围之外、具有战略性质的产业冲突、集体行动。

其二,“组织动员”(-)过程(及组织解体过程)。

前一种行动包括这样一些会对阶级关系产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战略遭遇”:如,

英国矿工在-年的罢工;或年发生在美国的罢工,以及其后名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解雇的事件。或许,

还包括这样一些得到社会学分析的行动:如,发生于地方或特定区域的冲突,

这些冲突从更微观的层面揭示了阶级形成的动力机制。

在激烈的产业冲突发生之际,正在浮现的文化形态如何被各行动主体进行交互建构?其彼此间的对立关系怎样?在集中分析这些问题的一项研究中,

笔者特地使用“团结文化”()的概念,来替代受到观念限制的“阶级意识”概念(,)。

“团结文化”体现为正在浮现的价值、行为和各种组织形式,其存在表明:集体“意识”可能与引发其兴起的某种战略遭遇密切联结在一起。

因此,“团结文化”浮现的文化过程,相对独立于此前的个体参与者已经拥有的观念或信仰。

该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冲突环境下的群体信仰,要比稳定环境下的群体信仰,

更容易发生变化。

这里的主要分析单位并非是个体的信仰,

而是处于战略遭遇中的双方的集体行动与动员过程。

正如戴尔盖罗对洛杉矶未登记的移民工人的工会组织的研究所揭示的,虽然处于此种战略遭遇中的工人们往往会从既有组织中汲取资源(和已经成立的工会组织相似),

但此类工会组织所浮现出来的特征及其草根民主的特点,

包括它们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种族、居住社区、各种社会运动等)的能力表明,

所谓的“团结文化”并不能化约为工联主义的制度化形式(,)。

体现在上述战略遭遇期间的集体行动,与组织动员和组织解体的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

想要削弱工会的雇主们开始公开动员起来(在美国,

工会是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组织的最明显的代表)。此外,组织重组的过程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能够激发强烈的阶级感情的战略遭遇的例证。通过对威斯康星州肯诺夏镇一家汽车厂倒闭的研究,

凯瑟琳?玛丽?

达德利()发现:工人的“文化团结”并未因工厂倒闭的社会危机而被重新激发出来,工人们的阶级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因工作条件而得到延续。相反,工厂倒闭的危机,

使潜在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解释的差异被暴露出来――这些不同的文化解释源自该镇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在意义建构方式方面的差异(,)。

同样,

在其早期的关于下向流动的研究中,纽曼发现:各阶级在解释失业和经济动荡方面,存在巨大差别(,)。

针对工作场所中管理创新的研究,有时被用来说明其与阶级动员和阶级解体之间的关系。此外,最近的一些针对城市贫困和产业转移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模式、居住隔离、种族排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闭锁,对阶级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在对阶级形成的研究中,

组织动员与组织解体的程度,预示着阶级与阶级成员在认识到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行动的可能性。这方面的历史和比较研究颇值得关注。

其中的很多研究,揭示了内在于阶级间关系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譬如,针对世纪晚期共济会()的分析便发现:这些组织有时会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和变动的社会构成。正如对西海岸码头左翼工人工会(')和被敲诈者领导的东海岸工会()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

或者是对西部矿工联合会()和具有改良主义取向的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同样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工会组织的不同政治轨迹之中,即使这些工会组织存在于同一产业中。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似乎为阶级组织的动员研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

这些运动倾向于回避阶级理论,运动的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

他们被中产阶级文化情感所鼓舞。

从阶级基础的视角,来对这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动员策略、意识形态框架、联盟建立的过程、制度资源等进行研究,将大大促进我们对中产阶级的认识。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大量的研究集中对政治与经济资源动员过程中的制度、文化实践、社会网络等进行了探究,且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上层阶级的认识。

这一领域最近的某些研究,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

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和理解存在于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实践和集体行动一样,

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共享的意义和信仰提供背景,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样,在这里,民族志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

且文化往往成为关注的核心内容;不过,

研究者的主要分析目标,应是寻找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共享意识的根源。

三、文化的社会组织与阶级意识

在英国,部分程度上受戴维?洛克伍德那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工人阶级社会印象的不同来源》的影响,

阶级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洛克伍德认为,

特定社会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够简单地依据其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来加以估计,因为在社会阶级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差异(,)。洛克伍德从工人“直接的社会经验”中去探寻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他认为:工作和社区关系的模式,对特定形式的工人意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在美国,

卡茨尼尔森(,)和哈雷(,

)的研究工作,为理解工人阶级文化与意识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很好的方向。两人的研究各自探究了在工作场所建构起来的共享意义与在居住社区建构起来的共享意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差别,

以及存在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历史分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卡茨尼尔森而言),包括收入水平、家庭所有权和职业差异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对哈雷而言)。

同样有价值的是苏珊?

奥斯淳德的研究:她探究了上层阶级妇女是如何在上层阶级家庭和社区生活的表达与实践中来建构她们共享的意义的(,,

)。

奥斯淳德检视了存在于其阶级活动与社区地位之间的关系。

她认为:阶级活动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些妇女在家庭之中所处的附属角色,

能解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更能够决定其阶级意识,

影响其行为。其他的一些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割的研究则表明:或许,在非上层阶级中,阶级意识与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正如杰伊?

麦克里奥德对依赖低收入住房项目而生活的黑人和白人成年个体的民族志研究所揭示的:当工人阶级亚文化被种族和性别分工所分割时,这种共享意义得以建构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加复杂(,)。麦克里奥德的研究,生动描述了在某个共享贫困和社会分裂的环境中,

人们如何对不同的未来作出不同的文化反应。

迈克尔?布洛维关于工作场所的民族志的比较研究,使用了极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已成为关于意识的社会组织概念的研究典范。

不过,他反对那种认为任何地方都

能够产生工人阶级意识的观点;布洛维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只产生于工厂之中(-和,)。

和洛克伍德一样,布洛维并不是简单地将阶级意识看成是特定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与洛克伍德不同的是,

布洛维关注工人在生产中的经验,以及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生产政体”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在强制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之间发挥中介的作用。

布洛维的几项研究推进了其观点的发展。他做的第一个研究,

是对芝加哥一家机器厂的参与观察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布洛维揭示了工人们所玩的赶工游戏是如何吊诡地减轻了他们对工作的厌倦,

从而服务于与资本家的目标相一致的“制造共识”的目的。

这种赶工游戏,同时也使得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的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变得模糊起来(,

)。一旦工人对工作产生抱怨,工厂中的“内部国家”便会将这些抱怨纳入既定轨道,并使得这些抱怨成为原子化的抱怨,

而不会使工人产生某种集体反应或集体意识。尽管布洛维的这一分析或许忽略了车间“政体”制造冲突与共识的各种方式,该项研究还是对阶级形成研究做出了重大而富于启发性的贡献,

因为它质疑了工厂生产过程中缺乏阶级意识的观点,认为要重视各种工厂“政体”在把握工人阶级意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布洛维提出了作为意识建构机制的“生产政体”

(-)概念,这一概念在其跨国比较和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在这些研究中,他强调指出:地方层面采纳的各种生产政体的特定形式,

取决于国家创造的各种条件(,)。

布洛维最近的一项研究(合作者是匈牙利的乔纳什?卢卡奇),建立在对匈牙利工作场所的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

该研究提供了比较东、西方意识形态与生产政治之间关系的机会(和,)。通过比较匈牙利机器厂工人的工作经验与芝加哥工厂工人的工作经验,布洛维和卢卡奇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矛盾的“效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效率”进行了揭示。

同时,

通过对匈牙利钢铁厂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他们得出了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结论。

他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将剩余生产的剥夺合法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只是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

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剩余生产的剥夺,

常常通过各种仪式性的动员过程,而将这种剥夺以集体利益的方式表达出来。

结果是,“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去‘粉饰社会主义’,从而让社会主义变成某种光辉灿烂的未来;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

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实际上并不那么光辉灿烂”(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倾向于在工人阶级中激起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则要模糊得多。通过对生产体制的比较研究,

布洛维使阶级意识研究建立在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之上,建立在生产中的“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和,)。

在一项联结组织与文化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斯廷康姆碧借鉴了。。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论述,该研究高度重视存在于汤普森文化分析中的结构性因素;之后,作者对当代服务产业中的文化与工作组织之间的可能互动关系,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斯廷康姆碧强调指出,

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化(大批人签订相同的劳动合同)、政治权利(公民权)的普及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为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对斯廷康姆碧而言,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正是通过文化,组织的结构才得到定义。尤其是在服务业中,工人们出卖的是关于上层阶级地位的各种文化象征符号。

就这一视角而言,某些工人将比另一些工人较少具有阶级意识,

因为他们并非工作于具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大型群体中,他们经常接触上层阶级的客户,迷恋上层阶级的文化象征符号。因此,

斯廷康姆碧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女服务员或飞行员像矿工那样激进,我们还是能够期待他们比零售珠宝业的工人具有更多的阶级意识。”

斯廷康姆碧的研究,

提出了一个社会组织产生和影响阶级意识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包含着许多有趣的研究问题。譬如,他认为在服务业工人的集体意识中,身份象征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他还指出:如果有更多的机会与工人阶级客户接触,服务业工人将(在政治方面)会变得“左倾”;

而那些接触上层阶级客户的服务业工人,则会变得“右倾”。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关键词:实证主义;人文解释;社会学研究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

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

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

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

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一、实证主义下的社会学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

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

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

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

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

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

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

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

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

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

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

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

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

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世纪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

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从整体来看,

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

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世纪末世纪初,

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

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

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

”[]因此,

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

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

韦伯认为,

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

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

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

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

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

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

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

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三、对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的评述及应用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

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

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

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

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

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

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

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

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

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

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

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

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

来重构他人的体验,

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

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

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

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

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

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

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

正如法国学者雷蒙?

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

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

”[]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骆玲。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及应用[]。社会科学研究,():。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

建设;综述

[中圈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对于党调控和协调不同社会组成部分、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已经关注该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本文就近十年来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研究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借鉴。

一、研究概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发表的直接以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并不多,

共计余篇,

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编著、专著尚未见到。

梳理和分析这些理论成果,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比较研究,把不同时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实践进行对照研究,

如《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二)阶段研究,选取某一个历史时期来研究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

如《论社会转型期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三)多学科交叉研究,从几个不同的学科综合研究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如《建国以来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经验探究――比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一文,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得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启示。(四)利益分析法,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研究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提升党的利益整合能力》。

从理论观点来看,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关于社会整合、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研究,这是研究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观点大体一致。

(二)关于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研究,

学者们主要是从社会转型时期来考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面临的种种挑战。

(三)关于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措施研究,这是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措施和途径。(四)关于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五)关于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启示研究,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该问题,

但研究的力度还不够。(六)关于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研究,

社会整合模式在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究。以上理论观点有的明确一些,

有的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下面对主要理论观点作扼要评述。

二、主要理论观点综述

(一)关于社会整合、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研究

学者们对“社会整合”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整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如戴桂斌认为,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王文滋认为,

社会整合是指对社会上各种功能不同、性质各异的要素和单位,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进行调整或协调,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

各要素和单位在系统中根据系统的共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形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整体秩序,以对抗外来的压力,维持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

还有的学者从动态过程和静态结果两个方面来界定“社会整合”的概念,

如孔令友认为,社会整合是调整和协调社会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或纠葛,使之成为大致统一体系的过程或结果,目的是使社会中各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群体,

通过相互顺应,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而达到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均衡的体系。㈨王红光认为,社会整合是指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关联因素,

把社会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结果。

学者们一致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界定其概念及内涵。

如朱前星认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

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石岩认为,

社会整合能力是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强化党的整合能力,实际上就是强化党对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力,

是实现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必要途径。社会整合能力主要包括政治体系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引导调节公众需求的能力和协调凝聚公众利益的能力。

有的学者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界定“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概念。

如江明生认为,党整合社会的能力是党依据法律法规和政治技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整合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领,是一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能力,是属于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范畴。此外,

还有的论者认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并不是抽象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时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具体内容。

(二)关于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研究

在研究中,

学者们分析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王学春、李葆华认为,

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社会利益多元化,这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第一,利益多元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稳定;

第二,

利益的多元化使某些组织的社会化还原,导致一些地方和领域政治权威流失;第三,社会利益多元化使执政党主流政治文化受到挑战;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受到来自国外政治文化的冲击,其中个人主义的影响最大。邵字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涌现了大量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涌现凸显了社会转型的困境,

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面临新的挑战: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与新生阶层的政治诉求,

使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面临挑战;

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欠缺,导致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的大量存在,

削弱了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冲突,使执政党的意识

形态整合能力面临挑战。

刘鹏认为,面对新形势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是一个挑战:第一,

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需要党进行恰当的利益整合;第二,

执政资源的流失和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削弱了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第三,政治参与扩大要求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使党面临着“参与爆炸”的压力;第四。

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成冲击。

使党的文化整合功能弱化。

…王伟达、刘玲灵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原来同一性、匀质性的社会正在被多样性、异质性的社会所代替。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向政治系统提出了制度重建和价值重构的要求,这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关于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措施研究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措施、途径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究,提出了许多重要举措。

朱前星认为,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深层次的措施是加强执政道德建设,

这是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包括: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提高党的干部素质;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

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实现社会和谐。

吴梅芳从思想、组织、政治和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增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措施:在思想上,

要改善思想整合的方法;在组织上,

要扩大党组织的联系面和工作覆盖面;在政治上,要制定实施全面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制度上,要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石岩认为,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是适应今后社会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一是完善政党制度建设,通过政党自身吸收、融合其他参与要求;二是支持和鼓励建立合法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吸纳社会需求;

三是改革和完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是要开发党内民主资源,推动人民民主进程。

黄世贤、刘雪明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科学认识党和社会的关系,明确党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三是维护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党的利益协调能力;四是创新管理体制,不断提高党的社会管理能力;

五是坚持群众路线,不断提高党的群众工作能力。

王学春、李葆华认为,

改善党的社会整合方式提高党的整合能力:首先,树立执政为民的社会整合理念;第二,走民主的社会整合道路;第三,

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第四,加强和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方式。

刘春兰、毕岩认为,应该从整合模式、整合途径和整合方式三个方面来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在社会整合模式上,

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在社会整合途径上,从一元的行政性社会整合,转变为多元的契约性整合;在社会整合方式上,

由传统的一元的刚性整合转变为多元的柔性整合。

邵字认为,理念与制度的创新是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提升的途径:一是党内民主:增强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内在动力;二是依法执政:构建合理的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三是意识形态创新:强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

李传兵认为,全面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

是实现新时期利益整合的关键:一是强化党的执政理念,提高经济整合能力;二是推进意识形态创新,提高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三是依法治国,

提高法制整合能力;四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整合能力。

彭穗宁认为,按照“三个代表”的总要求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实效性,应当特别强调这样几个方面:第一,

全面提升党的作风建设的制度化水平;第二,大力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社会化进程;第

三、全面加强党的形象工程建设。

(四)关于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部分学者指出,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黄世贤、刘雪明认为,

切实有效地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成功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力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江明生认为,只有提高党整合社会的能力,才有利于社会思想关系的统一,

有利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和谐共存,

有利于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李传兵认为,

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源泉;三是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四是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五)关于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启示研究

归纳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经验启示,对于我们化解不同社会组成部分、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

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小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此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有的论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在比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时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概括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启示:第一,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第二,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展开;

第三,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必须坚持整合模式的与时俱进;

第四,

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

第五,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任务进行。

(六)关于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研究

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在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其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如朱前星认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过程也是党选择新的社会整合模式的过程,这些社会整合模式包括市场整合模式、法律整合模式、中间组织的整合模式和社区整合模式。

蒯正明认为,新中国成立年来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行政整合向利益整合的转变,

由组织整合向政治整合的转变,由一元整合向多元整合的转变。笔者认为,党的社会整合模式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积极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几点建议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当看到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一是总体而言,研究不够深入,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是研究过程中存在选题重复现象;三是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实践的整体性研究比较匮乏;四是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研究不足。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课;

教学实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一、导论

(一)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

充满勃勃生机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大学生心智还不够成熟,生活阅历少,在价值观上存在着许多困惑,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个主阵地,有计划地培育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研究现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以及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在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分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党的十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强调“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年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有学者研究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认为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务实进取的,

但也不否认大学生价值观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存在。另有学者对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展开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最受关注,且成果较多。有学者提出要从指导思想、理想信仰、精神文化、行为道德四个维度重塑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也有学者从教育机制创新的角度对培育路径进行了探讨,认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价值观教育引导机制的构建。

(三)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基础》课中采用实验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进行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

二、实验过程

(一)实验前准备

。选取实验对象。

我们选择广州商学院年入学的部分大学一年级学生,共人,

为个教学班。在实验前,对被试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并以抽签形式确定其中两个班为实验班,另外两个班为对照班。

。确定实验周期。

实验周期为年。

。确定实验变量。

实验中唯一的变量是实验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认同的教学实验模式,包括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实践活动等。

对照班不进行。在实验中尽量控制干扰变量,如实验班与对照班由同一位任课老师进行教学等。

(二)实验实施

。课程内容设计。

将《基础》课课程内容分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三大教学重点。第一,理想信念教育。重点内容包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目标。第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重点内容包括大学生树立法律信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第三,道德品质教育。重点内容包括发扬爱国传统,

强化国家意识、增强文化认同以及培养公民人格。

。教学方法设计。第一,课堂理论讲授法。在讲授过程当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联系时事热点问题,解决学生的困惑和质疑。

第二,体验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

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感悟”,从而促成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共识、形成共语。

第三,习惯养成法。利用网络媒体的多样化进行多方位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的养成。

。课程活动设计。

第一,利用评价分析系统,开展课堂的调查活动或心理测试;第二,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关注点,开展课堂辩论赛、知识竞赛等活动;第三,

将教育电影、音乐引入课堂,增加教学的生动性,

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第四,组织开展各类社会调查、开展各种校园文化公益活动等课外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义务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等。

三、结果分析

。在教学实验前我们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是否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对以上问题的认知并没有差异性。

如在对“为什么要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题的回答中,

实验班和对照班都分别有.%和.%的学生选择“为通过考试而学习”;

另外分别有.%和.%的学生选择“为深入理解国家政策而学习”;有.%和.%的学生选择“为社会的需要而学习”。

。经过为期一年的教学实验后,我们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所有学生又进行问卷调查。此次的调查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的调查,并进行交互分析。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班和对照班有较大差异性,实验班有.%的学生选择认同和部分认同。而对照班只有.%的学生选择认同和部分认同。随后我们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两个问题进行交互分析,发现实验班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学中有.%的同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的同学部分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对照班中有.%“不了解或没听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生选择不认同或不清楚。

。对实验班的深入调查。

如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有.%的人赞同“用体验式教学法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有.%的人赞同“联系实际,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中”。在对“哪些途径和渠道能够让你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中发现,

其中有.%的同学认为通过学校思想政治课堂学习能够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同学认为通过网络能够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验调查可以发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得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就越高。所以,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最关键的是要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高度的理论自信。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构建完整、科学的知识体系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载体。

。通过实验调查可以发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认同起到不同的教学效果。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过程中,

要取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必须优化教学方法,才能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并实现行为转化。如实验中采用的体验教学模式就有较好的教学效果,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感悟”,从而促成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共识,

形成共语。

。实验调查结果显示,在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转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之后,要通过养成教育促使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成为一种道德习惯。其主要的途径是可利用网络媒体的多样化进行多方位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的养成。

。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

要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现途径,不能视为仅仅是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形式,使其缺乏时效性,

流于形式,导致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够,满足不了大学生的实践需要,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参考文献: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以来重要论述选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罗映光,

李向前,蒋家胜,张大能。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王璇。体验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运用[]。科教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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