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处士纵横，百家争鸣，涌现出了许多能言善辩之士。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在士人的游说活动中，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当时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已经无法听到了，但细心品味先秦时期的散文，在说话技巧方面会得到不少的启示。
一、言之有序
《周易》中说：“言有序。”“序”，就是次序和条理。说话的次序和条理非常重要。先秦散文中的那些外交辞令和游说、进谏、论辩之辞，对这―点都是非常重视和讲究的。
春秋时代，秦晋两国联合围攻郑国。在兵临城下危难之际，郑国的烛之武单身出城说服了秦穆公，使秦撤兵罢战，这就是《左传》中“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该故事说，晋文公重耳因他曾作为公子出亡，途经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而对与晋国不和的楚国则十分亲近，重耳便忌恨在心。重耳一旦做晋国国君，便联合秦国出兵围攻郑国。烛之武在郑国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夜缒”出城说秦。他巧妙地抓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运用巧妙的言辞，轻松地说服了秦穆公，拆散了秦晋联盟，使郑国转危为安。请看烛之武的说辞：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烛之武的这番话，从“飞地难治”“亡郑陪邻”“舍郑益秦”“晋过河拆桥”“晋欲肆扩张”等五方面，处处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向秦穆公陈述利害，不仅说得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而且委曲婉转，层层深入，把“亡郑”和“舍郑”对秦国的利害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秦穆公不能不心悦诚服，不仅撤兵回国，而且与郑国建立了盟约关系，并留下秦国大将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抵御晋军。
《孟子?梁惠王（下）》第6章“王顾左右而言他”，记录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孟子批评了国君不实行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孟子运用层层设问的方法，接连向齐宣王提出了三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及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何？”）和第二个问题（“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何？”），国君并无直接责任，所以，齐宣王漫不经心、直截了当地说：“弃之”（绝交）、“已之”（罢官）。但是，齐宣王没料到，孟子紧接着向他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使他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由小到大，由私到公，层层进逼，在对方无意中将其引人窘境，具有很强的论辩性。
言之有序，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这是对说话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把话说清楚，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颠三倒四，条理不清，使人无法理解，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言之有理
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曾经写过一篇《说难》。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历举游说入主的种种困难，想出对付这些困难的各种手段，强调指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这是韩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总结出的一套进身之术。时至今天，如果我们从“知所说之心”这一角度出发，且言之有理，便可达其目的，因为只有抓住被说者的心理，把道理讲明白，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言之有理的例证。
赵惠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孝成王继位。因孝成王年少，有威后（即赵太后）执政。秦国抓住这一可乘之机，派兵围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虽答应出兵援赵，却提出了条件：“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赵太后不肯答应齐国提出的条件。大臣们的“强谏”不但没有被赵太后接受，反而激怒了她，于是赵太后扬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正是在这种十分严重而紧急的情况下，“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触龙像个高明的心理学家，故意绕开正题，先从问候太后的身体、饮食起居谈起，使太后由“盛气”到“色少解”，然后才抓住太后“爱怜其少子”的心理，逐渐引入正题，不是动之以国之利害（这正是“大臣强谏”失败的原因），而是说她“为长安君计短”，“其爱不若燕后”，这如醍醐灌顶的道理，深深地打动了她，使她最后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出：“诺！恣（任凭）君之所使之！”
由此可见，古代臣子向君王进谏，不能过于直白，强其颜面，还要讲究方法策略，《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一个进谏成功的例子。邹忌自知没有齐国城北徐公美，但询问其妻、妾和客人后，他们都说邹忌美。邹忌“暮寝而思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于是，邹忌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向齐威王进谏，使他容易接受。邹忌说：“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偏爱）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受蒙蔽）甚矣。”齐威王听后，感到邹忌所言极是，十分高兴地说：“善！”于是颁布命令奖励进谏之人。
触龙、邹忌进谏的成功，都说明了“知所说之心”，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才能奏效。
三、言之有文
《左传》记载了一个“子产献捷”的故事。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非常善于辞令，在他相郑的二十多年中，周旋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多次以口舌取胜。当郑国伐陈取得胜利，派子产向晋国“献捷”时，晋人因郑国事先没有请示，便向郑国提出了三项指责。子产对晋人的责问一一作了辩解。其中，晋人责问郑国：“何故侵小？”子产回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之地谓一圻），列国一同（方百里之地谓一同），今晋国之地已经“数圻”，“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被子产反驳得无话可说，只好接受了“献捷”。孔子为此发表评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甚辞哉！”
孔子还主张：“情欲信，辞欲巧。”
说话要有文采，讲究技巧，这在先秦散文中所记载的那些外交辞令、进谏、论辩中，表现得很突出。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多用比喻和寓言。说话运用比喻，源远流长。《尚书》中的《盘庚》篇就运用了生动的比喻：“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到了战国时期，在说话和写作中运用比喻，已经蔚然成风。巧妙的比喻，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荀子《劝学》就用了大量比喻来阐明学习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
寓言是“辞欲巧”的一种特殊方式。寓言较之比喻更加形象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经久难忘。
《孟子?梁惠王（上）》中的第7章“齐宣王晋王之事”，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孟子向齐宣王宣传了儒家实行“王道”的政治主张。但他没有采用抽象说教的方式，而是运用了很多巧妙的比喻，把抽象的道理讲得生动形象。如齐宣王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回答：“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在这里，孟子用“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生动比喻，说明齐宣王不实行“王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使自己的话既生动形象，又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
《战国策?齐策（二）》记载的陈轸为齐滑王游说楚军统帅昭阳的说辞中，运用了“画蛇添足”这一著名的寓言。在“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的情况下，“陈轸为齐国使，见昭阳”。陈轸以个人利益（见好就收）打动昭阳。他在讲了“画蛇添足”的寓言后，劝说昭阳：“官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终于使昭阳“解军而去。”陈轸讲的“画蛇添足”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昭阳在伐魏胜利之后，应当知道大功已告成，如果再攻齐国，无异于“画蛇添足”，万―不胜，反而要前功尽弃。这“画蛇添足”的寓言不但在当时取得了说服昭阳退兵的良效，而且千百年来，已经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
一、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其独特鲜明而成熟的风格，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击节称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工具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语文人文性的教育。谈到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文学历重阳节作文400字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时期，各学派为了传播自家观点纷纷著书，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品称之为先秦诸子散文。
中学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诸子散文的选篇，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庄子》，等等。这些选篇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笔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诸子散文选篇的原因。
其一，先秦诸子散文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后世也不曾逾越。先秦诸子散文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何中学语文教材中会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定课文时也是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得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
其二，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派的基本思想都已经非常完整了，后世的变化也仅仅是从前者的思想上进一步地阐述了各家观点，甚至有些学派也积极地学习了、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例如，西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法家学说等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并且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有学者将这种新儒学思想称之为“外儒内法”。所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根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
其三，先秦各家学说都是在讨论君与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孟子·尽心下》中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就是典型的在讨论民、国、君三者之间的关系。荀子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就必须从先秦诸子散文入手。
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中先秦诸子散文的讲述是至关重要的。但笔者观察近年来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已显得较为薄弱了，部分人持一种观点，即语文学习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然而，语文科目不仅仅指的是母语的使用，而是文化、思想、文明的综合性较强的一门科目。许多教育专家已经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正在沦为“鸡肋学科”，从教育中秋节作文600字大全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许多学者认为青少年的崇洋媚外的行为，与我国教育中出现了“语文寒流”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汉语热席卷全球，但唯独中国本土出现寒流，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应该更加有力度、深度。只有将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放在首位，才能让学生更具人文性。
三、先秦诸子散文的教育意义
先秦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精神基础则是由于“士”阶层的兴起而出现的思想活跃局面。这些忧国忧民之“士”，或奔走于诸侯各国之间，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道，或讲学著书，表达对社会、人生、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先秦诸子散文的人文性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宝库。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先秦诸子散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散文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要篇目，又是学习古代思想的重要途径，而古代思想的学习所占比重更大，这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教学尤为重要。例如，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和谐社会，其根源就是孔子的“仁”的学说，孔子认为“仁”包涵一切美德，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思想境界。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对于“仁”这一思想教育的讲述尤为重要，在《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于“仁”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这是语文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何让学生把握“仁”的思想，更形象而具体地理解“仁”，并以此思想作为自己生活中行为的准绳，这就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性教育。
近来国内各类媒体多次报道了中学生的荒唐行为，那些让人们无法接受的不良行为、不良言语甚至不良思想，笔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深感痛心。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出现呢？问题就出在教育过程当中，教师没有给学生做出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没有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思想、人文素养的教育，加之社会中腐朽思想的影响，造成了当代部分中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问题在学校教育中才是核心问题，学生成绩不好还能提高，如果一个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定型后就很难再更改了。所以一定要在平时的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目前在中学生中多有崇洋媚外的风气，先不论国外思想是利是弊，单就中华文化的继承这一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崇洋媚外对文化的延续起到了相当大的反作用。笔者认为，在中学语文教育活动中，对诸子散文的教学力度应当适当加大。这样无论是从学生自我素质的提高，还是民族文化的弘扬，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可谓是时不我待。
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学习，中学语文教学中主要是对各学派或者某位思想家的思想的简单学习，所以不追求尽善尽美，但对学生终生奠定道德基础的人文思想应给予特别重视。简而言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应当以先秦诸子散文为主要阵地，充分发挥其独特的魅力与教育性，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道德意识，提高人文素养，达到教书育人的双重目标。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祖国的壮美山河早就引起了先民的浓厚兴趣。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是一位喜欢登名山，涉大江，观沧海，足迹遍及万里江山的旅行家。西周穆王曾御八骏而鹜六极，驰驾万里，其事迹集中记载于《穆天子传》中。到战国中期，除上层贵族外，求官游学之士，商贾工匠之徒，也加入了“旅游”的行列。古人关于山水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比德
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特征。关于描写山水的散文往往首先从伦理原则考虑，对山水旅游即是如此，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论语?雍也》篇记，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前两个“乐”字，意思是喜欢。可见孔子这番话是从观赏山水出发的。
对于前两句，西汉初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知者；动之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夫山者，万民直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出云道风，从（耸）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就是说，山水有君子之德。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老子》曾提到“上善若水”“上德若谷”。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水地》篇讲到水有五德，玉有九德。同时期的《晏子春秋》曾以“行水”“渊泽”比喻国君的品德。还说，“君子若华山然，松柏多矣，望之尽日不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联系旅游观赏，但是这种以自然事物与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无疑对后世的山水美学观有一定的启发。
《论语?子罕》篇记：“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的这番话是厄于陈蔡对子路讲的。命意显然不止是赞赏植物的耐寒本性，而是歌颂正直之士临难不惧，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这句话形象高雅，含蕴深邃，耐人寻味。很多文章，如《荀子?大略》、《史记?伯夷列传》都曾引用并加以发挥。虽然文字简略，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润泽及于中国文化史各个领域。文学中的诗、文、词、赋，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雕刻、音乐，都爱以松柏及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动植物作为题材，这已经成为至今盛行的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之仪，而在山水文学中更是比比可见。
先秦文学中的自然比德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自然美好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美相类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因而，游山玩水的意义便着重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从山水中体认君子之德，从而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和意志锻炼。这种美学观着眼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它比起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派所谓的“美是和谐与比例”，以及欧洲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那里”的观点要高明得多。和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构成自然界的美好，是使我们想起人来的东西……”有某些相通之处。当然，比德说只是注意到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而比较容易忽视自然美本身的属性。这个问题，到魏晋以后才逐步解决，其标志便是山水诗的兴起。
二、 悟道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潮。道家学派鼓吹最力，其它各家也不乏类似的看法。因而，先秦诸子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大都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索客观世界蕴涵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古人进行山水旅游时的基本心态之一。
《庄子》中借山水而悟道的例子很多。
《秋水》篇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认识论和审美观的辩论，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甚多评论。在文学上，魏晋诗人写鸟鱼多寄玄音，寓道旨，即其余绪。
《知北游》假托仲尼之言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先肯定山水林泉能给人以快乐，马上又否定。因为人生哀乐无常，主观无法掌握。这种观点发展到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便演化为人生如寄，及时行乐。唐代李白的名句：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即是他对上面那句话的发挥。
由于各派哲学体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审美标准便各异。孟子以茂盛而有用的森林为美，“牛山之木尝美矣”，他以之比喻人必须保持仁义之心的本性。庄子则以无用之木为美来阐发无用即大用的哲学。同样是观察水，儒道着眼各不相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逝水永远奔流不息，有如时光一去不复返，用意是勉励人抓紧时机，自强不息。庄子则欣赏“止水”，强调“水静犹明”，感慨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教人们“无为”“无所用心”，态度比较消极。
所以，从人生观角度而言，孔孟的积极意义更明显，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但是从自然哲学看，老庄所揭示的哲理往往更精微，对后世理论思想的促进更加有力。而对山水文化来说，儒道两家的滋润分别有所侧重，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三、知政
先秦时期的山水旅游活动，首先是在天子、诸侯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所以出游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宣威德，名教化等等。
《管子?戒》篇记载，“春出”为“农事不本”，而“秋出”为“人之不足”。其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旅游必须有益于民，而不应妨民害政。
针对统治者的游乐态度，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口号不仅对山水旅游，而且对后世许多活动都有影响。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在描写巴陵山水的盛况之后，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就是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晏子春秋》多次论及山水旅游的观感。如《内篇谏上》记：“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宜难乎？’”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贤而赞德”，使“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才行。否则灾祸“恐及于身”。
又有外篇记：“景公游牛山，少乐。”三次请晏子祝愿。晏子对曰：“臣愿有君而可畏……”“臣愿有君而明”“臣愿有君而可辅”。这种方式与《管子?小称》篇鲍叔三祝相近，不过那次是联系君臣宴饮，这次是结合山水，都是借机从政治上进行规谏。
一些思想家在随同统治者游山玩水的时候，常常要联系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训。《战国策?魏篇》中记载了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吴起以“山河之险”说起，接着列举了三苗、夏桀、殷纣，皆恃山河之险而为政不善，终于亡国。随后得出结论：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兵家的山水观。
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山水游乐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山水文化仅仅呈现出萌芽状态。但是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寄托爱国情操，体现隐逸思想等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山水旅游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作者通联：浙江江山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