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最近多年,
我国农业劳动力已转移出亿多人,但农业微观基础、农业营销合作、农业发展环境和农业综合竞争力都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
现实中,农民通过从事非农产业致富的典型很多,农村通过城镇化致富的典型也很多,而农民依靠农业致富的典型相对很少。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亿人口的大国,
即便前两个方面做得很好,倘若缺乏一个具有竞争力、能直接使农民致富的农业,发展将是不全面的。
从长远看,从增强农业微观基础、发育农业营销合作和改善农业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入手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肯定比提高粮价、藏粮于库更为重要。
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增强农业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如果农业总是停留在超小规模经营阶段,家庭经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有限;如果放弃家庭经营这一适宜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再搞“大帮哄”,扩大经营规模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
甚至有可能重蹈覆辙。
所以,
增强农业微观基础的长效机制应是: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赋予农民迁徙权为抓手减少农民的数量;继续深化农地使用制度改革,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为抓手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
生产的家庭经营和营销的社区合作,是增强农业中观基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家庭经营旨在解决农业劳动监督难的问题;
社区合作旨在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农业的生产合作极少、非生产合作极多的重要原因。
所以,增强农业中观基础的长效机制是:发育非生产领域的农民合作组织,
有效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要素、销售产品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技术的成本。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改进扶持方向,是增强农业宏观基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所谓改进扶持方向,就是在扶持力度既定的情形下,
尽量以具有谁参与、谁努力、谁受益的公共品效应、间接使农业增效的措施,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替代具有谁获得谁受益的私有品效应、直接使农民增收的措施。所以,增强农业宏观基础的长效机制应是:实施具有公共品性质、属于规则中的“绿箱政策”的间接措施,
以提高农业生产系统抵御恶劣气候的能力,提高农民应用适宜技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若能将“黄箱政策”用足,农业发展的宏观基础将会更好。
二、培育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是年以来最好的一年。但年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是粮价上涨、税费减少和天时相济。
经过数年的改革,
一些省份已经免征了农业税,其他省份的农业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今后增收的作用会越来越有限。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我国已具备了人为提高粮价的经济实力,粮价上涨对其他物价上涨的影响力和引发社会震荡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小。
但这种属于零和博弈性质且有碍于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的策略,并不是最优或次优选择。
如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数量不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这很可能会助长农民对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性,甚至有可能抑制农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农业(农民)生产补贴的增收效应是短暂的,其扭曲市场的负面效应是长久的。
虽然现行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效果确实显著且可继续实施,
但将它维持下去的政策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高。
我国城乡居民权益的制度性差异还很大,数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尚未市民化,
数亿剩余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还远远没有完成。据此可以认定,我国依然处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束缚农民制度阶段,农民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农村政策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把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财富创造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因此,无论前几年关于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提法,还是目前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提法,
都有过于乐观之嫌。
赋权,是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财富创造能力发挥出来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以来国家和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改革初期农产品的快速增长,
是赋予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益的结果;世纪年代中期城乡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赋予农民选择就业机会权益的结果;年代农村基层社区干群关系的改善,
则是赋予农民选举村领导人权益的结果。然而,对农民的赋权尚未完成,向农民赋权仍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点。这有利于提高政府和农户目标的互补性,
从而使政府目标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
旨在满足农民追求更多收入的赋权,有可能遭到部分城市居民的反对乃至抵制,
但不会由此引发社会震荡;而真正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的,是部分官员滥用公权、行政不作为和腐败行为。因此,不宜以保障社会稳定为理由而不向农民赋权。
以赋权为切入点培育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赋予农民自由迁徙的权益
目前,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及他们的家属转为市民的比例很小。以赋予农民迁徙权为切入点,
形成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与农户平均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相关联的机制,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建立在要素报酬率提高、就业结构提升和农业竞争力提高等弹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因素的基础上。一言以蔽之,从制度上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
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
是比给钱、给政策更为基本的措施,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
(二)赋予农民为降低交易成本、学习成本,增加借款机会而结社的权益
近年来,
我国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有一定的发展,它们从扩大交易规模、改善技术服务等方面入手,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间接地为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贡献。
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民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
应扩大农民为增收而结社的权益,并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和引导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育。并按照能给外国人的政策先给中国人的逻辑,赋予农村居民合作开办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权益,以促进农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发展。
三、培育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要解决通路和饮水安全问题
道路建设应由县道、乡道的升级转向修建全天候的村道、组道。
我们的调查表明,广大农民都愿意出工出力修好村道和组道,
并负责建成后的日常维护,只是由于缺乏购买炸药、钢材、水泥的资金和没有人组织,而难以付诸实施。饮水安全的情形也是如此。特别要加大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力度,
改善农村的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和公共卫生体系。同时要加大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投资的力度,解决好不足农村人口总数%、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二)规范和引导农民组织的发育
近年来,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都有一定的发展,它们在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稳定和化解社区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当前,应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和引导农民组织的发育。
(三)规范官员行为
为了扭转官员滥用公权和行政不作为,必须把政府的职责限定在保护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帮助弱势群体等四个方面。
否则,个人的“英雄主义情结”与群体的“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将产生一些民间的农民维权组织,
使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的冲突越来越多。
在规范官员的职责和行为准则方面,制订出每个官员都必须做到的强制性规定,可能要比为他们树立一些先进典型更为必要。
(四)政府官员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消除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
乡镇债务问题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进展和完成而凸现出来。在乡镇债务的处理上先要把坏账冻结起来,
使之不再增加;
然后将其分为执行上级指令造成的坏账和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坏账两大类。其中,执行上级指令造成的坏账由上级政府负责清理,其余坏账由乡镇政府负责处理,以免政府采取向农民转移债务责任,
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
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
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
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
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
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
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
都发生在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
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年月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
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
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
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
你们是有备而来。
但这几个问题在我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
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
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
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亿人给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
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
从那以后,
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
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
最少也有个年头了吧。
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
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年下降,
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
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
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
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
可见,
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
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
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
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
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
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
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到年期间,
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
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
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年开始,
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
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年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
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
例如,
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部委于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
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
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
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
可以说,从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
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
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
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
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
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
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年实现了年的粮食产量目标。
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
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
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
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
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年秋季,
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
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
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年“开通城乡”的提出;
到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
再到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
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
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
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
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
政府手中只要掌握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斤粮食不够,提高到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斤。
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多元。
其实,
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
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
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
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因此,年以来的那些成果,
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
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
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
年同志到苏南视察,
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
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
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
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
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
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
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
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年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年,
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
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
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
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
于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
社会反响也有了,
那么,到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
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
这是从年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
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
今年月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
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月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
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
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
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
如果我们好大喜功,
文过饰非,
不能坚持“两个务必”,
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
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
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
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
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
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
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
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
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
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
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
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
严格限制征占范围,
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
此外,
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
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
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温铁军:问题当然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也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遗留问题。
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总理不仅特别重视科学决策,而且强调分区决策,他说,
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别很明显,各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恐怕不能一刀切。
党和政府不仅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会更加实事求是,那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
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
从舆论氛围上,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年中央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
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
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
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
但大家也感觉到,
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
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
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
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
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
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
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
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
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
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
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
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
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
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万亿。--年的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亿。目前,
占全国%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
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
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
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左右提高到%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
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
、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
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
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城乡收入比例:;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
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
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
很符合农村实际,
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
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
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
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
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
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
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
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
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
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
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
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
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
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
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
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
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
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
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
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
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
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
其三,
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
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
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
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
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也就清除了。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
其中,岁以上的有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
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
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万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
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
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
第三,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
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
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妥善处理好农民问题。革命年代如此,和平年代同样如此。当前,
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裂变为市民、工人、商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怎样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会愈加明显。因此,
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
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在形势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凸现,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致富,最关心的问题是财务,
最基本的要求是民主,最深切的期盼是服务”,因此,
其核心问题是利益调节一一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
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
一、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关节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关节点就是“利益调节”: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利。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成为侵害农民权益的主要方面,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
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为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
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按照“民主、公开、合规”的基本要求,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
保持农村稳定,
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税收政策。我国税费改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
农民负担大幅度减少,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但不少农民对此政策仍心存疑虑。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税费改革的成果,严格按照减税比例调减到户,
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将各项税收政策真正兑现落实,让农民长期得到实惠。四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
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年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号文件”贴近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含金量高,
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各级政府要吃透文件精神,执行好相关政策,保证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真正、直接落实到农民头上。
(二)负担问题。要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就要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这两方面的工作,
处理好“给”与“取”的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采取“多于、少取、放活”的方针,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多予”,就是要加大扶持力度,
调整投入结构,
建立对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支持保护农业,物质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生产经营上为农民服务。“少取”,就是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
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
做好“减法”。一方面要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
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
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
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
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自问题。对农民来说,自是最大、最切实的民利。同志指出,
“尊重农民的自,农民的事依靠农民去办,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
而且是根本的工作路线问题”。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
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要“引民致富”,
不能“官逼民富”,不能代替农民决策,不能强迫命令。
(四)服务问惠。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是促进农民增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
要发展壮大农村经济,
保障农民切身利益,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服务工作。一方面,
要逐步健全乡、村两级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实行“民办,民管、民惠”,
抓好信息、流通、科技和关键生产环节的服务,
引导他们上联市场,下接农户,
围绕市场,发展生产,增加效益。要引导村级组织积极围绕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各类企业,实行村有民营或合作经营,
既可以安置农村剩余劳力,又可解决有钱开展服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清理规范市场,整顿市场秩序,
严厉打击个别组织“只索取、不服务”的行为,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行为。
(五)民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
积极推行和落实“四民主”,相信和依靠农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
逐步提高和规范。
三年级作文大全二、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着力点新时期的农村工作存在“三不三难’,即:老办法不能用,硬办法不敢用,
软办法不顶用;增收目标实现难,
农民愿望满足难,
依法行政执行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应批准着力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一)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为民谋利的重要方面,
是“三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极其重要而紧迫的战略性任务。为农民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能否把农民团结起来,
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一个根本举措,只要农民增收的问题解决了,
农村其它矛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政府部门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础上,
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做好“优化品种、规模发展、产品加工,市场流通”文章,建设农业产业化基地,扩大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
培植产业尤头,
实施品牌战略,健全网络体系,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二是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鼓励农民进城安家落户;大力开展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和农民就业技能培训,
培训农民,
提高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三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
(二)遵循市场规律。市场经济的最大法则是价值法则,即是一切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要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
按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积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点在规划、指导、扶持、管理和服务上作文章。一要抓好规划。政府部门主要在发展方向和产业布局上作好规划、合理引导,“跳出农村看农村,
跃出农业抓农业”。二要抓好指导。就是抓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信息传递和先进经验的推广工作。三要抓好扶持。运用好信贷、税收、产业等政策,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四要抓好管理。努力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狠抓行政执法。五要抓好服务。及时为农中秋作文600字初中民调整产业结构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销售、加工等服务,
解除农民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
(三)创新工作方法。农民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
是我们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基层组织是抓农村工作的中坚力量,也是直接引导农民生产经营的“火车头”。要努力把新时期的农村党支部建成“科技致富的典范,产业经营的依托,
依法治村的保障,小康建设的载体”,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推动“三农”工作。一是说服教育。坚持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放松对农民的引导、教育,
包括必要的管理,提高农民的觉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我们对农民要加强政策、道德和科学的教育,
坚持做到有热心、有诚心、有耐心,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二是示范引导。要善于用示范的方法推动工作。纵观国内推广杂交品种、实行温室大棚等新技术之初,多数农民一时无法接受,都经历了“示范户”、“示范片”这样一个过程。各级政府在指导群众推广先进技术时,只能依靠实例的力量,
因势利导。三是提供服务。各级党政组织要对农民及时提供“服务”,即:销售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资金服务、物资服务、政策服务、法律服务、文化服务,适当条件下多提供一些管理服务、公益服务等。四是提高组织化程度。逐步推进支部+协会、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等以国家、集体为依托的产业组织,
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降低风险程度,扩大生产效益,
增加农民实惠。五是引导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政府牵头、组织、引导农民合理有序流动,大力开展劳务输出,是低成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可以减轻农村就业压力,
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拓宽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四)抓好矛盾调解。用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廉政的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制约和束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突出问题,2020年开学第一课观后感500
全面保持农村稳定。这既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总体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全面完成农村工作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
农村稳定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稳定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抓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把农民的问题处理好,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了,农民获得实惠了,
农村也就稳定了。
(五)提高队伍素质。抓各级干部的学习,
是不断提高他们解决农村工作实际问题能力的基本前提。基层干部大多忙于事务,
疏于学习。党的“十六大”倡导建立终身受教育的学习型社会,可见学习活动对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当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努力形成“人人是学习之人,
处处是学习之所”的良好态势。根据农村基层工作实际和基层干部特点,
采用党校培训、实用技术示范基地现场培训、请专家、教授办短训班或讲座、“理论课堂+现场”培训。挂职锻炼、外出考察、上网学习等方式,
向书本学、向别人学、向社会学,不断提高干部综合素质,增强农村工作能力。
三、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把握了关节点,
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
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
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
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关键词]民有经济农民问题根本策略
民有经济,是指公民运用属于自己所有的资源加上依法运用属于别人(包括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源,
进行经济活动获得经济收入的一切经济形式[]。当今中国的农民问题,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和谐的全局,
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又很关键的问题。从民有经济的视角看,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民有经济不发达,其解决的根本之策是大力发展民有经济。
一、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民有经济不发达
今天中国的农民、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它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民问题,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问题,
是土地问题,必须通过土地革命来解决。新中国成立,
使中国农村翻开崭新的一页,继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农业、农村、农民开始发生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未认识清楚,
更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教条化理解,自年之后发生“左”的错误,搞了“”、“化”运动,以至后来发生年“”运动,
结果使当时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凸显出来。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生存问题,是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
其关键原因则是“政社合一”的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立竿见影,就在于抓住了制度的弊端,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符合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和需要。而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整体上则是农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农村、农民如何实现小康、富裕的问题。它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凸现出来的新问题,
是在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新问题。
第一,中国目前的农业虽仍是比较脆弱,但已今非昔比。
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亿公斤[],是年(亿斤)的.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仍比发达国家落后,但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毕竟是大大提高了,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也有很大进步,
如农村就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虽仍比较低,但比起改革开放前毕竟是大大进步了;我国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虽仍不够强,但比过去毕竟是大为提高了。
第二,我国农村在整体上虽仍比较落后,
但已今非昔比。现在大多数村庄都改善了饮水、住房、交通、卫生等方面的条件,许多地区实现了交通、电视、电话“村村通”,
涌现了一批如华西村、刘庄、那样的文明新村,村庄生活城市化更在许多农村地区得到实现。
第三,
农民虽仍是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已今非昔比。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问题。
部分农民虽然温饱困难,
生存状态令人担忧(如万孤儿),但他们的处境毕竟不是前的那种境况――因为他们还有耕地承包权,还有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安排,他们所需要得到的是政府更加全面的支持和帮助。身处经济发达地区或者身处城市郊区的农民,
大多是已经基本实现小康或者富裕的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的问题;
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大部分农民则是处于温饱到小康之间,他们的问题是实现小康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
第四,中国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党和政府业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和政策背景下的农民问题。
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党和政府就已经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提出了“城市支持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取消农业税等多项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亿斤,比上年增加亿斤,当年增产的数量为有史以来之最;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元,达到元,增长.%,是年以来的最高增幅。
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总之,中国今天的农民问题与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它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也是农民如何实现富裕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民有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必须通过发展民有经济才能解决。
二、解决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策略是发展民有经济
解决当今中国的农民问题不仅取决于态度、愿望,
而且取决于方法。所谓“方法”,首先是指党和政府的农业、农村政策,但也包括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
就理论而言,不少同志认为解决当今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民增收。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农民不能不断地增加收入,农村面貌就不可能根本改观,农民发展生产就没有资本,农民生活就不可能不断改善。而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有经济。
这里“民有经济”既指农村民有经济,也指城市民有经济。没有城乡民有经济的相互促进,没有民有经济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之间的互动,
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第一,小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生存困难问题,
固然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但根本解决问题还得靠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如我国财政收入每年多达万个亿,
已有实力解决诸如万孤儿的生存问题、接受教育的问题。但这部分困难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
其发展问题还是要依靠民有经济来解决。
因疾病而返贫的农民问题,
固然应当通过建立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来解决,但这种制度只能起到缓解其暂时经济困难的作用,当他们这种暂时困难克服之后,其今后的小康生活还是要依靠民有经济来实现。
第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步伐是越来越快,有人估计城市化已经达到%的水平,在多年里大约有亿多人口已经事实上成为城市居民。如果城市化率提高到%,
还将有几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人化,
固然可以也应当通过发展城市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来实现,但是,城市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依赖城市民有经济发展,而农民工人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农民劳务经济的发展过程。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城市化的进程都依靠民有经济发展。
第三,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
我国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元左右。现在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仍然高达亿以上,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仍然只能是种植农业。而种植农业的收入增加是极困难的。
其原因,
一是如三百年前的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所指出的,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农业的获利空间比较小,商业、工业的获利空间都比农业大。
为什么?因为农业的风险比较大,
它不仅有来自市场的风险,
而且还有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
既然从事农业的收益比从事工业商业要低,而风险又比工业商业要大,那么种地的农民就必定要吃亏。二是我国农村人口多于城市,
而耕地资源又非常有限。现在,
全国耕地大约有亿亩,按亿人口计算,
人均.亩。农民依靠这.亩耕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受到制约。指望土地解决农民问题,
实现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三是中央虽然提出了“少取多予”的政策,
“少取”的空间随着农业税政策落实也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发展空间,“多予”的空间似乎很大,但仔细想来,空间也并不大,
因为谁来给予,怎样给予,都存在实际困难。比如,“工业反哺农业”怎么实现,
就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要使从事种植农业的农民增加收入,需要不断扩大农业规模经济的比重,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条件则是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能够自由流转,
这又依赖城市民有经济的发展。而且,从实现过程看,无论农民进城还是农业规模经济发展,
都必须是一个民有经济发展过程,而不能是一个政治运动或者大力扩大国有经济规模就可实现的过程。
第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根本上必须依靠发展民有经济来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是二十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内容丰富,涵义深刻,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拿生产发展来说,这里的生产发展就不是单指种植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是包括种植业经济及服务于农村、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村三产业的发展。相应地,所谓生活宽裕也不是指农民群体现在水平下的有钱花,
而是以农村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为基础,农民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为表现的生活宽裕。
因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其实现的途径必然是农村民有经济的发展。农村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当然可以发展,但其发展是与农村民有经济相互促进的,
甚至可以说,
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发展农村民有经济服务的。
因为农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都是以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为前提条件的。
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都是为发展民有经济服务的
上世纪年代推行农村耕地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发展农村民有经济。
进入世纪后,年、年两个一号文件,实质上仍然是发展农村民有经济。近年中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最近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政策,
实质上都是落脚到发展农村民有经济。
这些政策与以往农业农村政策的不同点是,不再就农业讲农业,
就农村讲农村,
而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
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村看农村的系列政策,其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更强。
其一是“少取”。
所谓“少取”,就是从农民那里“少取”。这包括“两减免”和各种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
“两减免”,一是减免农业税,二是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这个“少取”的政策是惠及农民整体的政策,
是一个为农民减负的政策,
减负的反面就是增收,因此这个政策也是一个使农民增加收入的政策。为农民减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民有经济,提高农民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
其二是“多予”。
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还提出“三补贴”的政策,
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购买农机具的补贴。这个“多予”政策已经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发展农村社会分工,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外,国家积极推进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和改革,采取中央、地方和农民各拿一部分的办法,进行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也具有“多予”的性质,对于农村民有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是“放活”。“十一五”规划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是一个“活”字。而“活”要通过“放”才能实现,
没有“放”就不会“活”。改革开放从建立农户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而这个责任制的实质就是放活。没有这个“活”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局面。
“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里面的“依法流转土地承包权”所求的仍然是“活”,
就是要把土地盘活,不仅要把耕地盘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而且要把农村的山地、山林、水域以及其他资源盘活,
这既是为了发展农村民有经济,也是发展农村民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重要办法。
发展经济必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里所讲的“利用”包括开发,也包括保护。因为没有开发就谈不上充分利用,
没有保护也谈不上充分利用,充分利用是以科学开发和保护为前提的。破坏资源的做法,是“吃子孙饭,砸子孙碗”的败家子做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利用好各种自然资源,
二是开发人力资源。就农村经济而言,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其关键有三:一是保护并充分利用耕地资源;二是保护并充分利用其他自然资源;
三是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资源。
就耕地资源利用来说,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福建三明市深化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提出的“明晰所有权,
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
确保收益权”[]的办法,就是从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就是以充分利用当地最为丰富的山地资源为出发点,以实现农民富裕为目的的正确政策,
其核心还是一个“活”字。
该地在林地经营形式上也是贯彻了一个“活”字,体现为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该地区林地经营方式就有“林权到户,联户经营”;
“林权到户,家庭经营”;
“形成实体,规模经营”;
“林地租赁,自主经营”等多种形式。
放活的目的是使农民变活,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既以发展民有经济为目的,
也必须以发展民有经济为手段。
“活”必须通过“放”才能实现。
没有放就不会活。这既是历史经验的精华,同时也是一些富裕地区经济发展的秘诀。
“放”与“留”是对立统一的,
没有留就没有放,相反,没有放也就没有留。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保留所有权,
放活经营权。放活经营权的方式固然多种多样,
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两种: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山岭、水域等自然资源是交给农民有偿使用还是无偿使用。
为使农村民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能得到发展,
为使农村公共事业得到集体经济的支持,
需要强化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观念,需要做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文章,
需要根据具体资源的特点适当采取资源有偿便使用和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办法以求发挥制度的效应,这不仅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且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村级管理的民主制度。
注释:
[]张宽政。资源?经济?
制度[)]。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锡文。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与任务[]。商业时代学术评论,,()。
[]罗平汉。年至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
,()。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说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采取了哪些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让农民增收致富。*年,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决策,是政策实施密度较大的一年。
具体来讲有这样个方面:
、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为农民减负。
从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这项政策落实到位的话,能减轻农民负担的%。
、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以解决农村中小学学生上学难、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
几年内,在国家的扶持下,要解决好贫困学生就学和贫困地区学校改造。
中央财政为每个农民出块钱,地方政府筹集块钱,
农民自己出块钱,逐步试点恢复农村医疗体系。
、扩大农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力度,放开市场。一些地方尝试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也起到很好的效果,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改革意义重大,为下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探索了新办法。
、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今年选择了个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帮助农村信用社增强自身活力,
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国债资金中专门安排了“六小工程”资金,建设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民生产生活必需的小型基础设施,如沼气建设、乡村道路、草场围栏、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水电等,
这些对改变农村面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进一步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始,在个品种上实施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已经基本形成了长江中下游的优质水稻的产业带,
黄淮海专用小麦产业带、东北的专用玉米的产业带等。对大豆、小麦等实行良种补贴,凡是在优质区域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较好,
价格也比普通的同类产品要高。
、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今年主要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
一个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力度很大;另外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尽管在财政等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但总的原则定下来了,
外来务工农民子女要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解决了农民工十分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各地将普遍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条件。国务院已批转了农业部等几个部委的农民培训规划,每年要培训上千万人,
国家拨专款,
进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很多地方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
在进行农民社会保障、保险等方面的探索。这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特别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上海、浙江等地正在按照城市居民社会低保标准,统筹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今年不少地方有很多突破。
归纳这个方面,可以看出今年的政策措施的一些特点。
一是密度大。包括投资和政策倾斜。二是措施实在。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也是群众多年反映的焦点、难点问题,都在开始探索、突破。
三是全方位。
不仅涉及到农民的生产,
还涉及农民的生活;
不仅涉及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还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明年的政策规划
尽管今年农民增收%已是来之不易,
但还是没有摆脱农民增收缓慢的状况。主要原因是一些结构性矛盾比较尖锐和突出:、城乡差距在继续扩大。
农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扩大.个百分点,
专家测算,*年已达到:.,是改革开放年来差距最大的。
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农民增收最大的难点是在中西部粮棉主产区,
农民增收缓慢,甚至有的还是负增长。
现在省际间的差距有的已达到到倍,这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同步发展。、农户收入的差距也在扩大。户与户之间,
村与村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据统计,我国农村特困户有多万,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贫困标准,
我国还有近亿人处在贫困线下,这是个大难题。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农村经济就没有活力,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就是一句空话。现在近%的人口消费水平只有不到%。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村经济不能发展,扩大内需就要失去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所以,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心。
现在已有几项大的政策出台,如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
把过去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转移到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上,增加农民种粮的收益;适当提高粮食的收购保护价等。明年将继续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来做,
政策力度一定会比今年更大。并且在政策设计、制定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政策落实情况。
制定政策、出台政策仅仅是一个开端,只有把政策落实下去,群众才能真正得到实惠。
所以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为下面执行政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取消农业特产税,考虑到会减少地方政府收入,
政府就采取了转移支付的方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
采取一些最直接的办法把利让给农民。继续加大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实践证明,群众的参与才是最好的监督,
今后要按照制度化、民主化去加强监督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一定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光靠农业内部来解决是有难度的;
仅是一种措施也是困难的。需要多元化、多渠道,通过改革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产业发展、挖掘农业内部潜力、扩大农民就业空间来促进增收。农民增收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既是当前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中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探索。
找准问题,开对药方
指出,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这就要求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当前,
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相对落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足,
农村金融发展乏力,农村金融无法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村金融体制至今不能匹配现代转型的农村社会,这既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更是二元结构的原因与症结。我国农村金融的问题是体制与机制并存的问题,
也是点与面都有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改革开放多年来,党中央就“三农”工作发出了个中央号文件,
每次都提到了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可见党和政府对农村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是作为“三农”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某一个问题,
普遍地出现,而且是长期解决不了,这就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一定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二是除了年在专门的加强农业水利建设的文件中一般性提到金融支持外,
文件还次专门提到农村金融创新,
次专门提到农村金融改革,
次专门提到农村金融服务,次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农村金融的创新、改革与服务固然重要,若没有接地气、可操作的措施,和结合遵循我国农村现状、发展规律的管用的办法,文件的要求只能成为政策口号,所以,
我们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
第三,农村金融是“三农”工作中最重要的生产与发展要素,
实践证明,
农村金融是当下“三农”发展的瓶颈,是“三农”中的主要矛盾,
它涉及到“三农”的方方面面,是个全局性的问题与任务,
如果把农村金融问题仅仅作为解决“三农”中一个措施,从认识和方法的起点就出了偏差,既抓不住农村金融的实质,也无助于最终解决“三农”问题。金融与其他要素紧密相连,
农村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信贷问题,不仅仅是银行的事,还有农业保险、农村土地信托、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培育与健全、农业企业的上市融资等等都是我们面临急需解决的问题,
涉及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多个方面。
究竟是投入不足还是需求不足
为了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在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础之上,
年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年月日,人民银行、银监会还联合出台了专门性《考核办法》,
旨在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政府部门作为国家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者,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逻辑是:只要强调银行的支农责任,
就能改变农村金融的现状,只要银行把吸收的存款投放当地,就能解决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
只要银行增大投入就能解决农村的资金瓶颈问题。
但是在我国农村发展中,是否真的存在银行投入不足?银行是否真的不投入?突出的例子,
邮政储蓄机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分离“邮政”和“储蓄”职能,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把原来农村地区的储蓄机构从“抽水机”变成“蓄水池”,
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但是,事实上邮政储蓄银行于年月挂牌成立到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有.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达.万亿元,
而涉农贷款余额仅为亿元。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比较突出,
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县域农村不缺钱,否则就没有钱流出去,二是在该区内农村金融需求或缺乏有效性,或缺乏足够动力调动银行积极性,三是农村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用不掉;
银行不是不愿意投,而是由于没有有效机制相配套,不敢或者说是无法投。农村发展中的金融问题与其说是投入不足,不如说是缺乏有效的金融需求。
政府正是应在如何培育、激活有效的农村金融需求上下功夫。
不在土地问题上乱开口子
指出,
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土地制度就是中国一项根本制度,
土地问题就是中国一项根本性的问题。在发展农村金融中如何看待土地问题上,
应摒弃“土地万能”的思想,我们既不能在土地问题上无所作为,也不能有土地万能的思想,
老在土地上做文章。
土地制度既是现行管理农村社会的手段和方法,也是管理农村社会的主要内容,尽管农村土地赋予了经济功能、权利功能、市场功能、治理功能、发展功能等,但是至少现阶段,
在主流农村或者说在大部分农村,土地最主要功能还是生活功能、社保功能及其稳定功能,而土地资本化、金融化是以土地权利的自由交易为前提,
突出其经济功能中金融作用,可以说目前既没有条件,
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然的话,为什么国家法律中对于农村土地、农房担保抵押等限制性的条款一直没有修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是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对于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提出要慎重稳妥。其实,
这些政策也暗含了现阶段对土地农房金融功能发挥的限制,看出决策者对土地金融功能放开的谨慎。现阶段,
慎提农地金融,对于稳定农村现有社会、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不然的话,农民的土地权利还没有在充分保护的现实情况下,
农民的土地权利有可能以金融的名义被进一步的剥夺。而且,在实践中,有效盘活农村沉睡资产,
除了土地还有其他办法。
我市农村金融改革另辟路径,将农村融资抵押物范围由“三权”扩大到整个农村产权。据统计,截至年一季度末,全市累计实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亿元,
其中,除发放农地贷款、农房贷款亿元外,发放其他创新贷款亿元,约占整个融资的%。在当下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与改革中,
不注重整体的制度设计,指望把土地金融作为突破口,政府就是放了宏观,拘泥于微观,
既帮不了忙,
还有可能添乱。
不能一刀切
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政策演进的过程。国家这么大,
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人口环境都不同,
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与办法,既脱离了现实,
也无济于事。
改革开放年,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类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纵向看,我国农村有的已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有的依然是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横向上看,自东向西,
农村经济呈现出明显差异的特质。整体上讲,我国农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东部沿海以及大中城市郊区农村,
是发达或相对发达的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并不突出,对应的是“三农”中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问题;
二是以部级、省级贫困县为主体的农村,是不发达或贫困地区,也是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的地区,
经济形态依然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状态,这类人群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些地区突出的“三农”问题其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民权益与保障问题;三是除一、二类外的广大农村,
是我国主流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的矛盾比较突出,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变革,农村面临由传统到现代,
农业面临保障与发达、农民从自足到自觉的现代阶段,农村是这些地区最突出的“三农”问题。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的分类,我以为,
第一类地区,
应以商业性金融为着力点,解决农村中农业的发展型金融需求;第二类,
是个政策性金融或者说叫扶贫性金融问题,
重点解决农民的生活保障的问题;
第三类,对于中国大部分农村来说,
解决的是农村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需求,更需要的是合作性金融与农村社会的融合。
忽视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与特质,出台的政策最终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既不实际,也不实用。但事实上,
各种出台的政策与文件中,并没有细分各地农村呈现的不同发展阶段,
也没有兼顾不同农村地区的具体实情,自然就出现政策制定的主观意志与实际客观效果的背离。
不能完全指望商业性金融
在我国农村农民贷款难,为什么?提供足额抵押几乎是取得贷款的唯一渠道,
但就普遍而言,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银行认可的抵押物。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
农民手中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不能抵押,这样农民作为融资主体的能力基本被剥夺。很多农村信用社去农化、商业化、银行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
商业性金融建立在成熟的市场之上,而现阶段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还很不成熟,没有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
是无法按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同时,农村中显性风险对冲了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冲动,农村资产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难以转换成金融性、信用性资产。对于我国大部分农村,
商业性金融解决不了当下农村的问题。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仍属于贫困地区,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任何商业性的金融机构的运行,这些地区的农民的资金需求、金融需求正确渠道应来源于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因为政策性的金融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
合作性金融是与正在勃兴的农村合作经济融为一体。况且,除发达的东部农村及城市的郊区农业外,大部分农村的农业经济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解决的是生存,
维持的是简单的再生产。
带有市场性、商业性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强大的农业市场主体在广大农村仍为鲜见。这些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农村对商业性金融的对接通道。
商业性金融的逐利属性和通常的风险管理要求,农民没有财产性的担保能力等于否决了自身的金融能力。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
强调农贷中担保,实质上是无视农村特殊属性而继续沿袭商业性金融的传统主观思维。只要不改变现在农村仍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的格局,只要不改变农村发展现状,
只要不改变农村土地管理方式,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对于农民来说,发展是一种底线公平。
如果我们不在制度设计上做文章,
用商业化的思维来套现农民农地现实中又得不到实质性的权利,反而会制造新的社会不稳与冲突。
政府要做的,就是做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强力推动与主导者,
在农村形成一个服务农民、完整有效农村金融体系。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
第一,
农民工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这一过渡期估计还会持续年左右,随着新体制的全面确立,
农民工的身份将并分别归入到市民或者农民群体。
我们认为,“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提法,
可能成为继续将这个特殊群体排斥在城市社会及其政策法规之外的依据,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该着眼长远而不能只顾眼前。
第二,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
这是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三,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
一方面,农民工长期的超低收入,
制约着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亿家属的现实购买力,
这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农民工均是青壮年,
如此大规模流动到异地就业,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政治版图,数以亿计的人难以充分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他们在流入地又无选举与被选举权。
如何改造现行选举制度及户籍政策,让农民工享有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权,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四,
农民工问题的严重化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国家具备了逐渐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
农民工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一是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持续扩大,
已影响到城市与国家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二是城市财政实力持续大幅度增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是社会财富分配倾向城市居民,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
超低劳动报酬被拖欠,已到非纠正不可的时期;四是公平、正义、共享、和谐是时代的主旋律,农民工维权意识正在觉醒;
五是第一代农民工正在消退,新一代农民工正在快速壮大,他们的民主意识持续快速强化,要求在全面升级,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应对的挑战。
第五,农民工问题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已占全国总人口近%,
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
此次调查显示,
现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占到%并呈快速上升态势。新一代农民工的年轻化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势必使他们在遭遇政策歧视、社会排斥等权益受损时,
更容易引起群体利益冲突与社会对抗,
法制和政策滞后将有碍于化解矛盾。
第六,观念偏见、政策歧视与利益冲突,
是当前导致农民工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原因。
农民工问题首先是城乡分割、分治的意识与观念问题。其次,现行法规政策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策中,存在一些仅仅适用于本地户籍居民或明确排除农民工的规定。
在传统户籍制度背景下,一些法规政策有意无意地遗漏了农民工,留下了法规政策规范的真空。
第七,农民工问题集中地体现在,
其素质未能得到全面提升。
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绝大多数受教育年限低于高中;二是%以上的农民工未经职业技能培训,
大多数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三是基于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拒绝,加之过高的流动性,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务工多年,
仍然未能真正接受城市文明并融入城市生活,
这对于其素质提升非常不利。
第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在农民工。
多年来,
农民工的非农化或产业工人化,
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
统计资料表明,采矿、建筑、制造、加工及城市饮食服务行业,均以农民工为主体。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现实可能,
决定着中国以制造业立国。是农民工促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也将由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来造就中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
要彻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不能采取短视的政策。
第九,
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责无旁贷。政府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
纠正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同时,
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长远思路,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科学方案,并付诸实施。
第十,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快慢,是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和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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