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敌戒》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 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 六国既除，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 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瘉。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非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孟子一生困顿，然而于困顿之中，他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紧张有致，未尝辍学于万一，过得很充实。他总结自己的经验，很沉重地说出了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于沉重之外，更带着悲愤，说出了相同的道理：“昔周文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述《春秋》，……诗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也”。
建立在对封建社会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这种有识之见，在柳宗元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他被贬之时，成为他创作的丰获季节。宛似明珠，在被埋没时期，得了地压和地火的锤炼，终于大放异彩。《敌戒》一文，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敌戒》全文不足二百字，可谓短小;且音节铿锵，读来琅琅上口。于此小小体制之中，纵谈古今，以其极富哲理性的分析，深刻地阐述了一个独到而无可辩驳的见解，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力穿纸背的战斗精神和直冲霄汉的无畏气魄。
曹丕《论文》说：“文以气为主”。这话虽非至理，却也颇有见地。《敌戒》的成功，即在于此。这是秉天地之灵气而形成的勃勃之英气、荡荡之豪气，遂成柳宗元一家之气。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开门见山，先声夺人。既无矫揉造作之媚态，更无缩首畏尾之怯姿，一个“皆”字，写尽了柳宗元对碌碌世态的鄙视，也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高于世人的脱俗之见，将一声棒喝，落在昏沉沉的社会之中。敌人的存在，固然是我们的仇人和祸害，但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地方却很多，有利的地方却极大。这一段，鲜明地反映了柳宗元的一贯性格。
提出论点之后，柳宗元引了三个历史事实作为论据。第一个是战国末年秦与大国争雄，秦统一及亡于陈胜的故事。当时秦处于中国西部的荒蛮之地，对手是齐、楚、燕、赵、韩、魏等中原文明之乡，地广物博，经济发达，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尤其六国联兵，叩关攻秦，对秦形成极大威胁。秦面对这一敌人，时时怀惧，真可谓“枕戈待旦，以防敌患”，出于生存及争霸的需要，用商鞅法，励精图治，终于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然而，“六国既除，乃亡”，：骄傲自满的样子。秦始皇鞭策宇内，自以为万世江山，固若金汤，于是修阿房，筑长城，建陵墓，骄横万状，毁尽民力，寒透人心，致使大泽揭竿，天下响应。秦至二世而亡。第二个是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的故事。鄢陵，春秋时郑国地名，今河南省鄢陵县。晋军胜，楚军败北，晋大夫范文子认为“外宁必有内忧”，担心因胜而骄，因骄致祸，故劝谏晋国君厉公，但厉公乐而忘忧，骄横乱政，最终造成全国臣民的怨忿。第三个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孙与臧孙互为敌仇的故事。孟孙先逝，臧孙对孟孙的死非但没有庆幸之感，反而十分忧虑，“孟死臧恤”，恤，忧虑。臧孙说：“能够时时针砭及疗治我的药物和石针丧失了，我离死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三个故事由广而狭、由大而小，以“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不同层次上论证了共同的主题思想： 因敌而忧，因忧而戒，于是精于业，思于行，于是才能生存，才能发展。相反，因敌亡而纵欲，沉溺于享乐之中，危险也就来了。引证这三个史实之后，柳宗元感慨地说： 聪明贤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尚且遭到危难，何况今天的人，竟对这些道理连想都不想!“矧今之人，曾不是思!”以反诘之语出之，颇发人深省。
最后一段，柳宗元做了推理。今天的人，心怀浅薄之见，“敌存而惧，敌去而舞”，解除戒备，自满自足，这样的结果，只会更加招致灾祸。反不如正视现实，凛然面敌，充分认识到： 敌人存在，能使人提高警惕，免除祸患; 敌人离去，则易使人麻痹大意，招来过失。知道了这个道理，方能光大其政治主张，使名声得到远扬。同样的道理，“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非愚伊耄。”惩： 警惕; 克： 能够; 伊： 是;耄： 糊涂。因曾病而警惕，能够益寿延年; 自恃身体强壮，可能突然死亡。放纵自己的嗜欲，不加节制，不是愚蠢就是糊涂。
柳宗元以极其鄙薄的口气评判了这类“今之人”，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无进取之心，有苟且之意，不敢自信自强，战敌而胜之，只一味恐惧，甚至寄希望于敌人的偶然失利。假如敌人一旦灭亡，则沾沾自喜，醉生梦死。这些可怜虫，用来理家，则家败; 用来治国，则国亡; 用来平天下，则天下乱。那么，该做什么样的人呢?柳宗元之意已不言自明。
这篇文章通过引证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理论上的分析、发挥，深刻揭示了国家政治及个人身心修养上敌对事物的有益作用。
章士钊《柳文指要》中认为《敌戒》具有尖锐的针对性，是向唐宪宗等敲的警钟。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元和十二、十三年 (—)，唐王朝先后平定了淮西等地藩镇的叛乱。一时间似乎呈现出中兴景象。柳宗元此时虽被贬柳州僻壤，也为这一胜利而振奋，写了《平淮夷雅》等文，表现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然而这时王朝统治集团却陶醉于胜利，唐宪宗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于元和十四年七月，加尊号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更加纵侈横暴。“敌去而舞”，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又不便明言，心情沉重地写下了这篇短论。果然，“矜壮死暴”，唐宪宗在加尊号的次年，便死于宦官之手，唐王朝也日益走向败亡。
《敌戒》是用韵文形式写的说理文，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哲理性很强，由此及彼，由表而里，议论独到而推理深刻，感情饱满而不溢于外，这充分显示了柳宗元深厚的艺术功力。
《敌戒》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是十分精美的。全文除开头一段用五七言两句相对而外，余皆四言句，且注意用韵与换韵，显得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音韵清亮，读来上口，而换韵的运用，又使文章自然流畅、曲折起伏，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享受。此外，全文行文之爽利，用笔之精练，确实做到了惜墨如金，不令后人增删。兼之韵味悠长，若地底之钟鸣;浩思渺远，如天边之雷响。将不尽之情，书于有尽之纸帛，然于纸帛之外，情犹未尽。
苏辙《巢谷传》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辙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畜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
闻西边多骁勇，骑射击刺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桀，有韩存宝者，尤与之善，谷教之兵书，二人相与为金石交。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朝廷稍奇之。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乃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
予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
绍圣初，予以罪谪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吾兄弟。闻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今至梅州矣。不旬日必见，死不恨矣!”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复昔日元修也。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留之，不可。阅其橐中，无数千钱，予方乏困，亦强资遣之。
船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赵襄子厄于晋阳，知伯率韩、魏决水围之，城不没者三板，县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及襄子用张孟谈计，三家之围解，行赏群臣，以恭为先。谈曰：“晋阳之难，惟恭无功，曷为先之?”襄子曰：“晋阳之难，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礼，吾是以先之。”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者! 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宝，后遇予兄弟。
予方杂居南夷，与之起居出入，盖将终焉，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 闻谷有子蒙在泾原军中，故为作传，异日以授之。谷，始名榖，及见之循州，改名谷云。
《巢谷传》是作者被贬循州时写成的。绍圣元年 ()，苏辙因上书指摘时政，从朝迁显宦门下侍郎被贬出知汝州、袁州，又责授化州别驾，绍圣三年 ()，又被贬到雷州、循州。其兄苏轼也在此期间先后被贬到惠州、琼州、昌化等地。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处在这种政治困境中，“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而恰在此时，岁高龄的巢谷以病弱之躯，千里迢迢从四川眉山步行到广东去探望苏轼、苏辙兄弟，并最终死于赴苏轼处的途中。苏辙深为老友的这种情义和精神所感动。感慨之余，写下了这篇感人至深的《巢谷传》。
北宋年间，党争激烈，更替频繁，苏轼、苏辙等人也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更迭执政而在宦海中沉浮，几次贬而又复，复而再贬，饱尝世态炎凉，历尽人世坎坷。作者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淡漠的，没有什么友谊、情义可言，想要找寻讲义气、重友谊的人，只能到古人那里去找了。对巢谷这样重朋友之义，不忘旧情的侠肝义胆之人，作者不由得赞叹为“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一边是笃于友情的患难之交，一边是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两相对照，孰优孰劣，自然是泾渭分明了。苏辙正是感慨于这种鲜明的对照而写出这篇传记的。与其说作者是为巢谷立传，毋宁说作者是企图弘扬巢谷这种义重如山的品德，来揭露和批判丑恶、冷酷的社会现实，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实际上，这篇传记已超出了一般人物传记的思想范畴，它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在写作这篇传记时，非常注意对素材的选择，剪裁精巧，以利于突出主题，从而刻画出人物性格。作者没有对巢谷的一生做更多的描写，而是将主要笔墨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移，不随波逐流，不为政治风云变幻所左右; 二是对朋友忠心耿耿，一诺千金，特别是在友人遭受政治迫害，境况困窘时，绝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依然故我，注重朋友情义。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为了表现巢谷为人坦诚、注重情义的品格，作者舍弃了那些无关宏旨的素材，集中笔墨突出写了两件事。一件是巢谷与韩存宝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和韩存宝对巢各的临终托咐;另一件事是巢谷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之间情深义笃的交往。这两件事都写得有声有色，富于艺术感染力，对于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有很大帮助。巢谷喜欢与杰出人物和骁勇之士结交，他云游到西北，结识了“熙河名将”韩存宝，二人情投意合，亲如兄弟，“为金石交”，表明二人友情像金石一样坚固。当韩存宝获罪朝廷，“自料必死”之际，他把自己的后事托咐给了可堪信赖的巢谷。巢谷把朋友的临终嘱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慨然允诺，隐名埋姓，跋山涉水千方百计把韩存宝的银两交给了他的家人，然后才逃避到江淮一带，“会赦乃出”。这件事表现了巢谷对朋友忠心耿耿，“重然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缓急可托者”。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又详细记述了苏辙与巢谷因同乡关系，幼年就相识，了解他的为人，非常敬佩他。特别描写了当苏轼、苏辙二人先后被贬官，谪居偏远之地时，巢谷怀念故旧，不为世俗风气所动，执意不远千里探望苏轼、苏辙兄弟，不惜将自己“疲瘠多病”“之躯葬送在探友途中。到此，巢谷忠于友谊，不畏流俗、义无反顾的性格已鲜明地表现出来。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者非常注意突出文章的重点，他把巢谷在政治斗争中的种种表现作为重点突出反映，使人物具有特定的思想高度。巢谷绝非一个普通的侠客，而是一个富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不移的政治态度、志节高远而又注重朋友之义的志士。苏轼、苏辙都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他们在新旧党争中受到打击，贬官谪居，士大夫们都不与他们来往，亲友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巢谷不顾世俗所讥，千里寻访，更多的是表明自已的政治态度一如既往，既不因朋友官高位显而趋炎附势，也不因朋友处境维艰而断绝往来。实际上，巢谷是以自己的行动对遭受迫害的朋友表示一种慰藉，也是对变幻莫测、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抗议。巢谷慨然自眉山诵言，就说明他此行是有政治意义的，他毫不掩饰地公开声言就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歌颂和赞扬巢谷这样有清醒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大志大节，不为世俗所动，我行我素，珍重朋友之义的正直之士，揭露党争的黑暗残酷，批判世态炎凉的浅薄世风，正是这篇传记的主旨。
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不是站在文章之外纯客观地描写人物，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分素材融进文章之中，运用典型事例反映出作者对巢谷的一片钦佩之情和苏轼、苏辙兄弟与巢谷之间深厚的友谊，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感，因此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读者。用叙述和描写来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淡泊中寓深情的写作特点显示出作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苏辙是以写记叙文见长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比较简单的结构形式，不枝不蔓，徐而不疾，细细道来，便于表现主题，刻画人物。
在写作手法上，文章特别注意通过对比和陪衬手法的运用来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以巢谷坚持大志大节，珍视朋友情义，与那些士大夫和作者亲友对贬谪中的作者兄弟的冷落加以对比，非常深刻。既有利于刻画作者心目中的豪杰之士，又显露出世俗风气的败坏，人际关系的冷漠庸俗，也道出了作者胸中郁积的怨愤。作者对巢谷发出的：“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的赞叹，是很耐人寻味的。它即是对巢谷正义行为的赞赏和敬佩，也是对世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象巢谷这样的人在当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已很难找到，只有古代的人还讲究义气。这不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深刻的讽刺吗?
文章末尾，作者提到了春秋晚期赵襄子的家臣高恭能在水灾来临、境况窘迫中毫不懈怠，终不失人臣之礼的故事。初看似显突兀，其实，作者是以高恭来比拟巢谷，并且认为巢谷与高恭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苏辙很惋惜巢谷没能遇到像赵襄子那样能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使他只能“沉浮里中”，不受重用。所幸的是，巢谷先前遇到了韩存宝，后又遇到了苏轼、苏辙兄弟，总算有了一二知己，不至枉度此生。
《巢谷传》在语言上也较有特色，叙述语言平易流畅，人物语言个性化极强，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比如，巢谷不顾年迈千里迢迢去探望苏辙，并且还要渡海去探望苏轼时，苏辙极力加以劝阻，巢谷说道：“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 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把巢谷那种义无反顾，坚持己见的豪爽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完全符合巢谷这个人物的个性和当时环境，显得十分自然，毫无造作之感。
从整体上来讲，这篇传记体现了苏辙散文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风格质朴自然，又寓于深情，行文细致缜密，文笔简洁流畅，是一篇比较出色的人物传记文章，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创作中也是能卓立自成一家的。
